当历史的车轮缓缓驶入本世纪的最后十年时，从东到西、由南至北，人们突然变得念旧怀古，“反思”大行其道，成了时髦的话题。在我国，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日见炽盛，涉及的领域及研究课题颇广，“国学热”由此兴起。 从广义上看，国学是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美学、音乐等各领域的传统文化体系；从狭义上讲，则指占据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学及其价值取向。这两种含义在“国学势”中是交替使用的，大多数情况下所使用的最后一种含义。因为，由孔孟开其先河的儒学，经过数次重大变革，日臻完善，与中国封建制度相得益彰，成为传统文化的主干，传统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乃至民族个性都深深打上儒家价值体系的烙印。虽然新文化运动打出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明确提出“打倒孔家店”，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儒学地位急转直下；再经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儒学几乎被挤到时代的后台；改革开放之初，不少学者接受韦伯的观点，认为儒学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是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儒学成了落后、迂腐的代名词。然而，进入九十年代，一向被看作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儒学为什么突然受人瞩目，进而形成一股思潮呢？ 恩格斯认为，历史上出现的一切事物都是必然的，“国学热”的出现也决非偶然，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和社会根源。因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处于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前列，是周边各国竞相学习的榜样。同时，中华民族一向具有很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认为文明程度的差异决定华夏与蛮夷的分野，因而虽然它经过了无数次战乱灾荒，却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始终保有文化发展的优先地位。然而，鸦片战争以后，老大天国的局面被打破，古老的东方文明难以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的船坚炮利，它不仅不能解决民族何去何从的存亡大事，其自身的存在也芨芨可危。政治上的屈辱和经济上的受剥削激励一代又一代学者去反思传统，穷极图变，希望将儒学道统延续下去，最终超越西方文明，所以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改革开放使这个老问题又一次凸显出来。 改革之初，最先被国人接受并引进的是西方的科学技术，随后西方各种流行的社会思潮开始涌入，从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我们忙着学习、吸纳外来新鲜事物，恨不能把几十年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东西在一夜之间全部吸收过来，因而由此出现崇洋媚外的现象，全盘西化的呼声是不足为奇的。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以后，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改革的层层深入，许多原先未及考虑或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的问题暴露出来，面对复杂社会矛盾，人们开始怀念过去那种呆板然而平静、守旧然而安定的生活模式，开始反思这二十年间所走过的历程，新儒家思想及后现代思潮正好回应了此时国人复杂的心态，形成了一股研究传统文化的热潮。 客观地讲，“国学热”的出现是我们中国百年沧桑历史的反思，是对新形势新情况的回应，是以寻根的方式探索未来中国发展之路。它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去整理总结传统文化，一批中青年学者怀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大胆求设，小心求证”，搜集大量翔实的史料，运用比较科学的思维方法，扎扎实实地进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然而“国学热”并不是由哪家哪派发动的自觉行动，它的参与者形形色色，研究水平差次不齐，在许多方面存在分歧，并不具有整齐划一的特点，存在着许多不足。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以下几个理论难题亟待解决： 首先，是概念的转换问题。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语言系统，用以表达该时代的思想观念。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汉字有许多与它的最初含义相去甚远。所以，要研究国学，就必须准确把握传统典籍的内涵。这就涉及概念的时空转换问题。中国传统的哲学家往往采用直觉的思维方式，倾向于使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因而，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差不多每一个概念都有许多种不同的含义。这就决定了要准确界定和把握它们的内涵与外延，可谓困难重重。另一方面，概念本身的含义与对概念的理解是两回事，研究者可以力图接近概念的原始含义，但永远不可能是概念的原始含义。所以注经再好，也只是“注”，而不是“经”。海德格尔主张直接回到某概念原有语境中去理解它，实际上只是一种愿望。实际上，“回到孔子”是不可能的，不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都是立足研究者所处的时代，进行新的阐释。由于目前还没有形成公认的概念系统，如何在现代语境中再现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是理论研究中的一大难题。 其次，是传统文化如何定位问题。早在本世纪初，当西方文明借着大炮余威漂洋过海而来时，人们就已发现古老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难以为人们提供现实道德生活的标准，于是才有旨在把中国推向现代社会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固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与缺陷，比如：对传统文化评价有失公允，处理方式过于简单，但的确暴露了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过时与陈腐。事隔多年，当“国学”又一次热起来时，人们不禁要问，传统文化究竟可以在今日中国起到怎样的作用？对之，目前学术界大致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观点沿袭儒学“经世致用”传统，认为传统文化完全可以成为现今中国人道德生活的准则。因为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既已历经长久的积淀，其中一定会有不少早已超越。具体的时空而具有超道德的价值的内容，其完全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另一种观点则受到西方观念的影响，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将作为“终极关怀”的工具之一，远离世俗生活，保持超然的态度，早已失去存在的根基和具体操作的功能，只能在理论层面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而其不能直接应用于当代中国的实践。勿庸置疑，文化具有很强的继续性，某些价值观念可以超越一定的具体时空，获得相对长远的存在价值，这也就是冯友兰所说的抽象继承法，然而超越并不是无条件的，在现代社会，旧的观念形态会得到新的阐释，具有新的内涵，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无论如何，传统文化价值观虽然可以超越了小农经济时代，但却必须落实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具体时空中，所以抽象的原则只有展现在丰富的具体生活中才有存在价值。据此，传统文化价值观必须经过转换，进入现代道德操作系统，才有可能真正发挥其作用。但在这一方面，我们还缺乏经验。持第二种观点的的学者看到了这个棘手的问题，于是他们把传统文化定位于理论层面，作为一个参照系，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应当”而存在。但在实际的道德生活中，道德信念与道德行为是不可分的，理论终归要付诸实践，否则无存在价值。从目前所讨论的问题和研究的范围来看，第二种观点赞同者居多，有不少学者偏重于理论上的阐释或逻辑论证，离现实的问题有一定距离，书斋味比较浓厚。这种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情况使人们不禁想起新儒家学派的命运，不禁对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产生怀疑。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学热”难逃昙花一现的厄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