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围绕“真理”的检验标准问题展开过一场大讨论。它推翻了两个“凡是”，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真理说到底是个知识的问题，并以话语的形式来显示自身。如今，知识在中国大陆的状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以往的变化作简要的批判反思是本文的宗旨。批判，是指“辨别”和“鉴定”，即对认识／实践之能力的再审视。反思的对象，既有作为客观的知识，更包括了被称为知识分子的反思者自身。 一 在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真理”的讨论是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方式提出。它试图避开强加于人的政治运动，将讨论转入理性化的学术轨道。由于毛泽东掌握了真理的解释权和社会实践的主导权，讨论注定流产。此后的十年实践，将真理的追求者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与此同时，作为整体的知识界也以“真理”的名义参与了全民性造神运动。知识和学术被迫沦为当下政治实践的奴仆，专制主义打着“革命群众实践”的旗帜践踏真理和知识的主体。知识的自由化是“反革命”的同义语。 第二次关于“真理”的讨论成功了。它是一次水到渠成的政治事件，其争论本身却并不具备学术的品格。为什么？众所周知，知识是概念的运用，而概念体系又决定了知识的性质和运思的模式。20年前的那场讨论是在文革话语形态的阴影下展开的，言说者无法超越身处的文本。因此，它采纳了既定的主导型概念“实践”，却不能在“文革”思想架构之外来界定何谓“实践”，亦不敢区分性质不同的“实践”。（“大跃进”和“文革”难道不是实践？要不要彻底否定？）同样道理，它也不可能将实践者的创造性或者破坏性活动及其缘由纳入批判的视域。（群众运动是否如毛泽东认定的那样“天然合理”？）它尤其回避了一个根本性问题：谁在主导实践的方向并对实践的性质和后果做出权威性价值判断？离开了人和人的认识／判断，“实践”本身不构成任何意义上的检验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所以焕发出巨大的建构性物质力量，拉开另一种性质的实践运动之序幕，原因不在其哲学层面的那颇成问题的“直接意指”（字面义），而在它政治符号学意义上的“含蓄意指”。后者在特定历史上下文中，以非人格化的“实践”来取代人格化的“一句顶一万句”，矛头直指两个“凡是”，体现了民心所向。顺乎民心的政治家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打响了拨乱反正的第一排重炮。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当年第二代领导者的政治智慧，而不是秀才们的哲学贫困。这就是我们今天反思往事的一个起点。起点不能歪。如果歪了，即继续陶醉于当年的话语贫血症，以泛泛而论的“实践”和从来就不存在的“唯一”来充当对未来理论开拓的承诺，乃至以毫无新意的宣传来取代学术的批判反思，那么其结果只能是重蹈“文革”话语之覆辙：假，大，空。 二 推倒两个“凡是”，就是宣告“文革”话语霸权的终结。它标志着旧话语形态的断裂和知识状况的嬗变。其划时代意义当然不单单是为平反冤假错案扫除了最大的直接障碍。站在今天看过去，那场讨论是在一个有三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政治文化氛围中，第一次以官方和学界通力合作的方式向全国人民宣告：个人或少数人垄断真理解释权的时代结束了。 任何对真理的陈述都是一种解释；没有解释也就无所谓“真”或“理”。作为一切专制形式之基础的思想专制。其成功之道是以“神性”代言者身份牢牢控制住知识界对真理的各种陈述。千年中世纪智性恐怖的根源不是《圣经》，而是罗马教皇为首的梵蒂冈将基督教机构化为一个庞大的释义金字塔组织，从上到下垄断了对《圣经》的解释权，并通过此垄断来控制一切有关知识的陈述和建立在知识之上的个人／群体实践行为。新教改革最伟大的功绩是使个人的灵魂有权直接面对上帝，从而在基督教欧洲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知识自由化运动和思想大解放，为后来的启蒙运动和西方物质文明之腾飞铲除了思想障碍。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显学的国度，当理论经典的解释权从神性“作者”及其钦定的“接班人”之手转归“读者”时，首先获得解放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及其信仰者。但是，它又不可避免地推动了全民族尤其是知识界认识／实践能力之重建。其认识论层面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樊篱。20年前的那场讨论，在共和国打开了思想自由的“潘朵拉之盒”。它将作为一次伟大的政治事件和知识自由化运动的里程碑而载入中国思想史册。 三 “摸着石头过河”以通俗的隐喻为讨论做了一个指向未来的总结。这是被称为“邓小平理论”的认识论基石。它告诉我们：知识或真理，是在没有先入之定论的前提下，在群体实践活动的过程中，逐渐显示自身；谁如果还没有下河，就声称知道有唯一正确的过河之道，谁如果还没有过河，就以理论权威自居来规定河那边“是什么”，谁就是企图再次垄断真理的解释权。 整个80年代知识的状况就是围绕如何“过河”的问题来展示自己的特征。冲突的实质是垄断和反垄断。当年曾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且做出一定贡献的某些人，就像新教徒不能容忍世俗启蒙运动一样，以一种类似原教旨主义的狂热对抗知识的自由化。他们继承“凡是派”衣钵，企图以自己认可的知识来控制现代化实践运动。他们的战略目标是阻止市场经济进入中国，战术方针是关闭“潘朵拉之盒”，具体策略是用“文革”式“大批判”来对付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者。这就是针对知识和知识界的“反自由化”之实质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