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一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课题。人们对它从诸多向度作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把握。在这种努力中，如何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研究与把握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碰撞及相应的心理表现，似乎还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文化层面，显然是现代化研究的重要向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离开文化的现代化是没有灵气的，甚至是没有灵魂的。如果不进而研究文化的心理表现，则文化研究必然陷于苍白和空泛。理论界普遍将现代化最终归结为人的现代化。然而，离开从理论上研究并从实践上把握这一伟大进程的心理层面，人的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与真正实现便必然流于空话。 现代化的终极目的是人的幸福。但是，很多国家、特别是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对从事现代化的人们来说，现代化是一个充满着焦虑和困惑，交织着希望和幻灭，迂回曲折、跌宕起伏的历史过程。认真解决本课题所研究的问题，不仅可以丰富现代化的理论，而且会有助于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尽量减少动荡和损失，让人们较为顺利地通过这道历史的炼狱，使历史进步与人的幸福真正统一起来。 现代化的历史前提必然造成异质文化的碰撞。 尽管理论界对现代化作过各种历史的追溯，但毫无疑问的是，它必须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作为自己的历史前提。这就是，人类必须摆脱狭隘的地方局限性，打破封闭状态，形成世界性的交往格局。从此，人类的历史真正成为世界历史；从此，便也开始了漫长的无休止的异域异质文化的冲突，以及同域异质文化的磨擦。在“桃花源”那种田园牧歌、极端封闭的社会，缺乏与外界的交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是根本提不出现代化问题的。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两种发展状态的同时存在以及彼此地位的相互认同。这显然是以先进国家为一端、以后进国家为另一端的多极国家主体的交往关系。只有多极国家主体的交往整合方能确立各国在发展程度上的坐标，现代化才有可能被一些国家当作历史任务提到时代的日程上来。于是，现代化成为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历史取向。这是现代化成为一种时代任务的重要历史前提。 这一历史前提，一方面使现代化作为时代任务被历史地提了出来，另一方面又必然地造成了处于历史发展坐标的不同位置上的国家、地区、民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磨擦。这些磨擦同时伴随着、或者表现为异域、异质的文化冲突。 文化是什么？ 这几乎是当今世界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人们给出的定义五花八门、歧义丛生。本文无意给出新的什么定义，只是想就现代化带来的历史变迁所造成的文化碰撞及相应的心理震荡作些分析研究。 异域文化往往也是异质的。其间的区别常常难以尽述，但我们可以将它们区分为两大类：本质的区别和非本质的区别。文化的非本质的方面，其形成往往具有偶然的、随机的特点。对这些差异作横向比较往往是困难的，无规律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例如，不同的生活习俗，各自的饮食习惯，迥然不同的交往礼仪，等等。这些与社会存在的本质方面没有本质的联系。除去对它们作民俗学的描述外，于本课题的研究是无关宏旨的。真正可以作出科学的比较、并且具有深刻意义的，是文化的本质方面。文化的本质方面与社会存在的本质方面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不仅有规律可循，而且对它们所进行的科学比较，对我们正在从事现代化建设、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们来说，具有借鉴和启发的意义。 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各地所发生的现代化，从技术形态上来说，无不是从农业经济社会转向工业经济社会。什么是技术形态？包括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在内的所有技术形态，都表达着人们与自然界交换物质和能量的某种方式，表达着人们向自然界谋取生活资料所凭借的手段和方式。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谋取生活资料的技术方式，造就了两种大相径庭的文化。 呼应上文对文化定义的回避，这里我们姑且把文化描述式地概括为：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生活样态、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通过这种描述式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是会因地域而异的，是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它需要两个坐标：空间坐标和时间坐标。当然，二者都不是空洞的、抽象的。就空间函数而言，意味着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社会存在的区别。就时间函数而言，意味着同一地区和国家的社会存在的变化。我们又可以看出，它实在是可广可狭的。例如，生活样态有精神的、有物质的，几乎无所不包，与大文明概念无异。其实，文化从其哲学的学理层面讲，就是一种人化。可以说，它是人们对自己的对象化的活动及其结果的一种肯定。从大文化中剔除物质或“硬件”部分，便是文化的狭义方面。本文基本上是从狭义方面使用文化概念的。 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作为社会生活、社会存在的两种技术方式，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交织和转化。由它们造成并与它们相应的两种文化模式，进行着错综复杂的撞击和磨擦，并即时地通过心理表现出来。 两种社会生活的技术方式孕育的两种迥然异趣的文化，内涵与包容极其丰富多彩，难以尽述。但至少应该意味着两种相去甚远的生活样态、思维模式、行为方式。 现代化不等于工业化，但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现代化不等于城市化，但迄今为止的现代化无不伴随着大量人口向城市的集中；现代化也不意味着农民大部分变成“居民”，但这确实是以上两点的必然结果。这无疑改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样态，即使原来的城里人，也几乎永远告别了“雨打梨花深闭门”的宁静。这里并不存在“西化”与否的问题。人口分布状况的改变——大多数人由农村走向城市，确实是现代化各国普遍发生的情况。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并没有取消这种普遍性，但也确实改变了这种普遍性实现的形式。不管怎样，人们生活样态的改变，极其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人们的心理，或者说改变了作为文化存在的人，改变了作为心理存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