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向我们走来了。在世纪转换之际，回首与检讨百年中国的诸多文化现象，是文化人士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为此，我们对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进行了采访。他刚从哈佛访学归来，时差还没有调整好，但一谈起20世纪思想、学术、人物、故事，就兴致勃勃起来。 齐：20世纪的中国文化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中诞生与发展的。请您简单地回顾一下百年来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的脉络。 刘：我想，首先需要探讨一下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问题。在时间段的划分上，我跟学术界的一些研究者有点不同。我的看法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大体在晚清，有几本重要的著作和文章具有标志性，如严复译的《天演论》，翻译的时间是1894年至1896年，出版的时间是1898年；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这些论著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或开始倡言学术独立，强调学术本身的价值，或借鉴西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诠释中国古典。传统学术的范围已经无法包容它们的内涵。这些说明，中国学术的现代期事实上已开始了。 现代学术的发端，与教育制度的变革有关联。那就是1905年8月，清廷诏令废止科举考试制度，而代之以新式学堂。这为学术思想的转变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大概可以定在1895年至1905年前后这一时期。 齐：您认为中国现代学术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20世纪的学术成就应该怎样评价？ 刘：这方面，我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一文，论述得比较详尽。我是这样说的：“中国现代学术这个概念，主要指学者对学术本身的价值已经有所认定，产生了学术独立的自觉要求，并且在方法上吸收了世界上流行的新观念，中西学术开始交流对话。”至于谈到中国现代学术的成就，我的判断是，从学术史上看，它是乾嘉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期和繁盛期。20世纪的中国学术成绩是骄人的，其中一些大师级的人物，他们的知识建构和学问累积，既承前启后，又空前绝后。承前启后容易理解，任何一个时期的学术总是要吸收以前的成果，对以后有发凡起例的意义，是一个桥梁。讲他们空前绝后，是因为这一批学苑精英西学的训练是前辈所不能比拟的。晚清是西潮汹涌的时期，他们中许多人都有在国外多年留学生活的经历，这是前人不可能有的机缘。在这点上，他们是空前的。同时，这些人物在传统文化方面的修养，又是后人难以企及的，这也跟历史时代有关系。他们一般都有很好的家学渊源，国学功底深厚，造就了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功。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人的思想没有成为过去。这些年思想活跃了，学术上有许多讨论，新出版的著作也多了；但我必须坦白地说，现在我们提出的很多问题，学术前辈都曾经提出过。甚至，他们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也没有解决。20世纪学界第一流人物的代表性著作，确具有经典意义。我们这一代人在治学和发展新学术上不能绕开他们。 齐：您说的没有成为过去，可以传之于后世的，都指哪些方面呢？可否具体谈谈？ 刘：我主要指20世纪学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有价值的传统。比如学术独立的传统，这点我在研究王国维、陈寅恪的文章中讲得很多。还有重视实证、科学考据的传统，在今天尤有特殊意义。20世纪初叶的疑古思潮，已经为近百年的考古发掘所证伪。所以，李学勤先生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我非常赞同。当年傅斯年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曾遭到不少人反对，现在看自有其高明之处，至少比“以论代史”高明。学问总要扎扎实实地去做，大话、空话、“炒作”，与学问无缘。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研究中既积极吸纳外域经验，又不忘记本民族的历史地位，这也是个好传统。陈寅恪学术精神的可贵，不仅在于他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且由于他鲜明提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最近，我看到一篇悼念钱钟书先生的文章，里面有这样的话：“近二十年来，学术界有一股奇怪的风气，就是贬洋排西，好象非要振大汉之天声而后快。”这种观点，与陈寅恪的学术精神、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好传统，就背道而驰了。 齐：您提到钱钟书先生，可否请您顺便谈谈对钱先生其人其学的看法？听说您不仅研究王国维、陈寅恪，对钱钟书也很有研究。 刘：我没有写过专门研究钱先生的文章，但他的书我是细读过的。我对他的睿智学思的敬仰，非文字所能表达。他是一个打破了知识与学问的神秘感的学者，他洞悉世情之翻复与文本之尚伪。他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有特见深识。不喜欢他的人，也不能不读他的书。但真正解读钱先生其人其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齐：回顾20世纪这100年，您认为还有哪些文化方面的问题， 需要我们格外记住或者应加以深入探讨呢？ 刘：我觉得还有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也没有成为过去。刚才提到的那篇悼念钱钟书先生的文章，就证实了这一点。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因为晚清时期，中国固有的传统价值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和解体的危机，因而王国维有自杀之举。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现代学术的繁荣与文化传承的危机是并存的。文化传承需要有家庭、学校、宗教几方面的综合作用。这三个途径在这100年都处在解构与重组的过程中。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柯文教授，写过一本《在中国发现历史》，阐释中国中心观，即重视中国发展的自己文化理路，我认为很有见地。对啦，还有通人之学与专家之学的问题，20世纪的许多大师，都是通儒。这个传统，也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