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法分类号 G（09） “唯人能阉”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伴随着整个人类历史而展开，“人是什么”这样永恒的难题从神话时代的斯芬克斯谜语直到当代的贤哲智者，始终不断地向人们发出挑战，诸如：人是社会动物，人是理性动物，人是语言或符号动物等等命题在思想史上层出不穷，但迄今尚没有一个答案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难题，精确而完整地把握人之所以为人的奥妙所在。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人本身是认识对象中的最丰富和复杂的对象，牵涉到现有知识和学科的方方面面。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有关人类特性的思考必然呈现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情景。因此，与其奢望一语道破人的全部秘密，不如默认此一难题的开放性、多面性和无止境性，鼓励人们从各种背景、学科、层面和语境出发，探寻有关人之特性的新知识、新发现，从而使我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不断得到丰富和深化。 本着这种多元论而非独断论的宽容态度，我想斗胆提出一个并非耸人听闻的新命题： 人是阉割动物。 作为这一理论命题得以成立之基础的，是如下两种众所周知的经验事实： 其一，在宇宙间所有物种当中，人是唯一能够有意识地自我改变性别特征的动物，其所用以改变性征的技术手段为阉割。 其二，在宇宙间所有物种当中，人又是唯一能够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去对其它物种施以阉割术的动物。 以上两种唯人所独有的现象理应得到理性的观照乃至哲学的概括，其社会生物学和文化学蕴含的发掘将使我们获得一种重新审视人的特性、文化与进化、文化与人格关系诸问题的独特视角，尤其对深入理解像中国这样具有源远流长的阉割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性会有相当的裨益。 人是阉割动物这一命题的提出，还在理论上引发出另外的相关问题，如阉割的起源，是进化中的必然现象亦或是偶然的恶作剧？又如阉割的本质，是生物——物理现象，还是文化现象？再如阉割的时空分布，为什么阉割在某些文化中只是特定时期的流行现象，在另一些文化中则与文明的进程相伴始终，而还有一些文化则拒斥阉割呢？ 在生物界的两性现象中，人们早已发现了这样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好像是自然造化的有意安排，又好像是进化途中的必然生成，在同性生物之间似乎潜伏着某种天生的敌意和本能的攻击欲，由此而铸塑出同性相斥的行为选择模式。雄性动物在求偶场合的相互竞争和打斗，我们在“动物世界”一类的影视节目中已经司空见惯了。 正像鸟有翼，鱼有鳃，哺乳动物都有乳腺，任何本能行为都是在进化进程中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结晶。在生物个体发育的过程中，通过个体与生存环境的相互作用，使天生的行为得以激活和表现。除了个别的发生学障碍或先天病变的特殊案例以外，生物个体是无法自主改变其本能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例如，在特定水域中修筑势力范围的雄性三棘鱼，每当发育到性成熟之际 就会发生必然的生理反应，其咽喉和腹部都变成显眼的红色。只要有相同红颜色腹部的其它雄性三棘鱼出现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会引发出猛然的威吓和攻击行动。生物学家用人工制成的三棘鱼模型放入水中，只要模型的下半部涂以红色，照样会引发剧烈的攻击反应。这一事例说明“同性相斥”作为一种选择性的条件反射行为模式，深深地植根于生物体的遗传本能。 唯有进化程度最高的人类才空前地获得了对抗生物本能、改变遗传的选择性反应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能力，从而在生物的大千世界中脱颖而出，上演着一出历久弥新的文化对自然、意志对本能的攻坚大战。阉割术的伟大发明史无前例地改变了生物间两性天然划分的遗传鸿沟，在有限的范围内成功地结束了同性必相斥、异性必相吸的自然法则的效力，使第三性——雌雄同体或中性生物的存在藉技术文化的支持而成为可能。被阉的雄性动物之间、被阉的雄性动物与未阉的雄性动物之间的对立因性竞争的丧失而不复存在；阉人也因其性别特征的改变和重塑成为社会中一类独特的成员，由他们的存在并派生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不同于既定的男与女、夫与妇、父与子、主与奴、君与臣等等正常的社会关系，又由此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政治、伦理、宗教等方面的社会问题。凡此种种，皆为其意义远在道德的是非善恶评价之外，更不是个人主观情感上喜好或厌恶所能范围的。 然而，正由于人们对阉割——尤其是阉人现象的传统偏见流行已久，逐渐形成了鄙夷和厌恶的情感反应定势，所以无法公正客观地去看待这种现象，特别是无法把阉割作为一种文化选择的事实，进而思考它对人类文明进程所应有的积极意义。 阉割、驯化与进化 进化中的超生物变革终于把处于生物进化链之终端的人类推向高高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文明阶段。作为文明发生的根本条件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在进化后期获得巨大的升级。这一跃升的重要步骤分别为人对植物和动物的驯化成功，因而从驯化角度去考察文化进化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从300万年前东非的南方古猿，到5000 年前西亚和北非的文明发生，人类经历了从猿到人、从智人到文明人的全过程。在这约300 万年的进化历程中，大约有290多万年狩猎采集生活的历史，只是到近1万年以前，驯化才伴随着农耕和畜牧两种新生产方式的创始而在最初的农人和牧人那里拉开序幕。1万年的时间若放置在300万年的跨度中来看，确实是一个小得令人惊讶的比例。人们面对这一组数字，不禁会发问，为什么人类先祖靠狩猎和采集维生的历史是一部数以百万年计的漫长过程，而自从掌握植物、动物的驯化技术以来，就在数千年的短暂冲刺中一下子由原始跃入文明了呢？ 这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之谜。求索谜底的线索似可在“文化”这个词的本义中去探考。简单地说，西文“文化”（culture ）一词的通常用法泛指“有教养的人”，亦即去除了蛮性的高等人，被教化、驯化之后的人。这种语义是建立在该词本义之上的某种比喻引申的结果，culture之本义为耕种、培植、养育，是对自然生长发育的植物、 动物的一种人为干预、 调控。 因而西语中“文化”总可同“自然”（nature）一词相对而存在、相对而使用。这样看来，“文化”概念起源于农业、牧业生产给人类生活所带来的革命性变更。“文化”一语从专指对动植物的驯化，这个转义现象本身便蕴含着一层意味深长的因果关系，那就是：对动植物的驯化导致了对人类本身的驯化。这真是一个人类始料不及的意外结果，或者说是文化进化中最神奇的无意识收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