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社会发展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不仅仅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是文化得以生成的母体，文化是对人类生存状态和社会发展的一种认识、反映和总结，还指文化作为一定社会的人群体代代相传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对这一社会的一切活动产生着极其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规定着社会的特质和发展的方向。因此，文化建设必然成为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不可或缺的内容，对此，理论界已形成共识。然而，由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并没有现成的理论来给予指导，也不可套用西方的或中国传统的文化理论，相关理论的构建就成为这一课题的关键。对于相对落后的贫困地区来说，又由于它特殊的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由于文化建设对于它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特殊意义，指导其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理论的构建就显得更为重要。 一、理论构建对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 文化建设作为一种人的现实的活动，需要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这正如江泽民主席指出的：“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注：《邓小平理论学习纲要》序言。）理论之于实践有着旗帜的作用，它引导着实践活动的方向并对活动的方式作出某种规范，以保障活动的方向性和有效性。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行动是一种盲目的行动。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根本，这是我们讨论文化建设问题构建文化理论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我们强调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构建，目的在于客观地认识包括文化建设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崭新的开创性事业”，迫切需要加强理论研究，为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对此，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有所意识，并前瞻性地提出“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注：邓小平：《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在这里，邓小平所指出的“新情况、新问题”当然包括了变革年代的文化建设这一重大课题。在人类社会的重大变革中，文化思想的冲突较量和创新发展往往成为变革的先导，并推动变革得以实现和发展（注：梁柱：《常青的智慧之树》，《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20 世纪中国社会发生的世纪性的激烈变化，使改革、开放、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且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共性。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对处于激烈变化之中的中国社会所进行的最全面、最深刻的剖析和梳理，并成为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宏观指南。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宏观指南，而对不同地区尤其是广大的经济落后的地区而言，这一宏观指南的精神应该转化为有特色的文化建设和发展理论，从而对中观乃至微观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产生有效的指导作用。对于贫困地区来说，文化建设的问题更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因为贫困虽然表现为经济的物质的贫困，但这种贫困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因而要消除这种贫困，也必须从改变它的背景入手。正因为如此，贫困地区的文化建设，就表现为文化的重构与内涵发展，（注：靖晓莉 戴庆中：《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文化重构和人的重塑》，《贵州财经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 ）而它的文化理论，则首先是以其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关注主体的“文化发展理论”。实现这样的理论转化，是一个持有实事求是态度、贯穿科学理性精神的过程，应该在具体的工作中，通过科学的思维，从实践经验中抽象出具有实效的理论。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引导贫困地区寻求一条有特色的、有效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途径，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和任务——通过文化的重构形成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环境，并通过这样的精神环境对人的重塑，促进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其落后面貌；也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为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切实而有力的理论指导，为贫困地区文化发展决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提供科学依据，为贫困地区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为营造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决策传播及实施的大众舆论环境提供思想基础。 文化理论的构建基础，在今天当然已不是一块“空地”，已有的文化理论对于当下文化建设的指导作用也不应该全盘否定。但必须看到，对于当下中国社会变革时期的诸多文化问题，原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文化理论已不能完全给予解答；较之于高速发展的经济建设及其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变革时期的文化建设及其有关理论的研究显得相对不足。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经济落后地区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在现实中则更缺乏切合实际的学术关怀和有深度的、有针对性的理论研究。这种理论的缺席及其指导的不足，使经济落后地区的文化建设与发展表现出先天的缺陷：首先，这些地区的文化建设与发展缺乏切合自身特点的思路，决策上往往盲目照搬模式、盲目选择定位，实践中亦陷入盲目模仿、无所适从的困境。其次，由于原有文化模式不能适应已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现实而日渐式微，新的文化模式的形成与成熟又尚待时日，置身于社会急剧转型之中的社会成员的行为选择亦呈现出多元和盲目。一方面，发达地区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所产生的强烈示范作用，使贫困地区社会意识到了改变自身原有生存质量和生活方式的可能；另一方面，面对巨大的差距和诸多现实障碍，急欲尽快改变生存状况的这一地区社会成员容易产生焦虑、无奈的复杂心态。一旦缺乏正确而有效的理论疏导，就可能形成一种畸形的、浮躁的社会氛围。这在种氛围之中，先进的生活方式被解读为享乐和富裕，以短暂的享乐和虚假的富裕来满足提高生活质量的欲望成为时尚。盛行于贫困地区城乡的“公款消费”以及一边要求扶贫、一边铺张摆阔的种种现象，不能不说与这样的社会氛围及由此而来的行为选择的盲目和错误有关。由此也可以说，贫困地区的“贫”，首先表现为精神凝聚力的匮乏，而这种匮乏的根本，又首先在于观念的、理论的“贫”。这样的“贫”，导致了贫困地区社会的生存方式的“困”。贫困地区社会的生存方式要走出“困境”，观念的更新即文化重构是根本，而文化重构的首要之举是文化理论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