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0年，我国著名学者稽文甫先生就在河南大学学报《学术丛刊》上发表过一篇题为《陆象山的“实学”》的文章，他从“反空论”、“反矫饰”、“反格套”、“切要处用力”诸方面，系统地论证了陆象山的实学思想，为中国实学研究拉开了序幕。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这只是个别学者的议论，和者甚寡，尚未形成实学研究的社会思潮，实学仍是一块几乎无人问津的荒漠之地。真正把中国实学研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研究热潮，是在本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四人帮”被打倒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发展，在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中，人们不断地呼唤实学，时代也急切地需要实学。于是，在中国学术界，才逐步萌生了研究实学的愿望，并出现了中国实学研究的热潮。这一热潮的出现，在我看来，主要是由三方面原因所造成：（一）从政治环境上看，许多学者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过程中，认识到中国所以会出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从哲学上讲，就是因为人们违背与抛弃了中国固有的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内容的实学精神。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再一次说明，凡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实学精神，国家必将富强，社会必将兴旺；凡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实学精神，国家必将贫弱，社会必将衰退。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崇实精神，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以，邓小平先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探讨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精神武器，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要恢复、继承与发扬中国固有的“实事求是”精神，就必须从研究与探索中国实学入手，通过古代实学元典去领悟它的精神实质，并根据现代化需要去转换中国古典实学，把现实需要与中国古典实学联系起来，努力寻找二者之间的结合点，并在它们之间架起一座相通的桥梁，以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二）从文化学术上看，人们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思想指导下，在对以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反思中，痛切地认识到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某种哲学模式或观念来剪裁中国传统哲学，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把一部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中国哲学变成毫无生气的僵死的教条，失去中国哲学的固有特点，而成为西方某种哲学观念的附属品。中国学术界不能再容忍这种情况存在，强烈要求摆脱西方某种哲学的理论框架，回到中国哲学元典，按照它的本来面貌，结合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中国实际，去揭示中国哲学固有特点和发展规律。就宋明哲学而言，认为除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外，还必须把以张载、王廷相、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戴震等人为代表的实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形态和历史发展阶段来考察。这样一来，中国哲学的发展，除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外，还应在宋明“理学”与近代“新学”之间补上“明清实学”。宋元明清哲学的发展，就不再是理学与心学的两足并行，而是理学、心学与实学的三足鼎立；在理学与心学思想体系中，不仅有“虚学”，也含有“实学”。只有把“实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形态和历史发展阶段来考察，才能全面地揭示宋元明清哲学的本来面貌和逻辑结构体系，正确地评价实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三）从国际学术交流上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学术界由封闭走向开放，许多学者走出国门，开始与世界各国学者进行学术对话，切磋学问，这是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历史变化。中国学者在与各国学者的交流中，特别是与日本、韩国学者的交往中，发现中国虽是东亚实学的发祥地，但在实学研究上中国既落后于韩国，也落后于日本，因为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韩国就已开始实学研究，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就已开始实学研究。我们认识到在实学研究上，中国虽暂时处于落后地位，但是，中国学者亦理应同日本、韩国及东亚各国学者一道把东方实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建构现代新实学思想体系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不可否认，韩国、日本是中国实学研究的先行者，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启示，并学到了许多东西。 正是在这种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呼唤下，中国学术界于八十年代初，才开始出现了实学研究的热潮，并且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从八十年代初至今，中国大陆实学研究大体上经过了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八十年代，研究重点是放在探讨“明清实学思潮”，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是否承认明清实学思潮的存在以及对它的内涵的界定。经过反复争论，大体上取得了共识，其成果反映在《明清实学思潮史》一书中。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实学研究开始由明清实学逐步扩展到整个中国实学，在中国实学的内涵，主流与核心，起点、终点及发展阶段，实学与理学的关系，以及实学现代转换诸问题上，学者之间的争论更为激烈，其成果反映在《中国实学思想史》一书中。至今，这一争论并未结束，仍在进行着。但我相信，真理越辩越明，经过学者之间的认真切磋、讨论，是会逐步取得共识的。 从八十年代初至今，中国实学研究走过了将近二十个春秋，经过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如下五项成绩： （一）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水平较高的实学研讨会。 八十年代，为了编写《明清实学思潮史》一书，中国大陆先后在北京、成都等地连续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的实学研讨会，就明清实学的内涵、特点、发展阶段及历史作用诸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逐步取得了共识。1987年夏，我们邀请日本著名实学家源了圆先生在北京召开了中日实学座谈会，并决定编写《中日实学史研究》。这是中日两国实学研究者的第一项学术合作。 1992年秋，由于山东大学的全力支持，在济南市成功地举办了第二届东亚实学国际会议。在会上，中、日、韩三国学者及台湾、香港地区学者就中国实学的研究对象、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实学的本质与核心、实学与理学的关系、中日韩三国实学的异同以及东亚实学的现代转换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今天，在开封大学、河南行政学院和中原宋学研究会的通力合作下，我们又在宋都——开封举办了第五届东亚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大家关心的“东亚实学与二十一世纪”这一时代主题进行充分讨论，以便进一步推动东亚实学研究。 同时，从九十年代初以来，中国从事实学研究的学者在中国实学研究会的组织下，先后应邀参加了在汉城、东京举办的第一届、第三届、第四届东亚实学国际学术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各国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交流，受益非浅，也受到与会者的好评。 （二）编辑、出版与发表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实学论著。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在中国大陆已出版了将近二十部关于实学研究的学术专著，在海内外各主要报刊上发表的实学论文多达200余篇。 在学术专著中，除了《明清实学思潮史》、《中日实学史研究》、《中国·日本·朝鲜实学比较》、《明清实学简史》、《中国实学思想史》、《中韩实学史研究》等专门论述实学的专著外，还有在其他学术专著中设有专章论述实学的，如《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中国儒学史》、《理学·实学·朴学》等。此外，中国实学研究会还编辑出版了第二届、第五届东亚实学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