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意义 中国的封建主义传统文化大体是由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和农民小生产者文化两部分互渗而成的。前者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官方文化，它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构成中华民族的大传统；后者则是以社会心理、日常心态的形式存在的民间文化、下层文化，构成中华民族的小传统。长期以来，理论界只注重对系统化、理论化、意识形态化的官方文化的研究，只注重对典籍文化和中华民族大传统的研究，而往往忽视了对以社会文化心理的形式而存在的小生产者文化、民间文化、小传统的挖掘，尤其忽视了研究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人国民性格的影响。尽管从事社会学（特别是农村社会学）、文学（民间文学、国民性问题）、历史学（特别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史）、文化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的研究者，在进行自己领域的研究时，触及到了农民意识、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不同层面，但表层的描述或实证研究居多，深入的理论分析较少，且激情多于理性，缺乏从哲学的高度和视野对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行理性的分析、概括和提升。 从哲学史的发展看，在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德国古典哲学，哲学主要是履行思想启蒙的社会功能。经过思想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已经完成了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于是，现代西方哲学进入了纯哲学问题的研究。例如，科学主义哲学研究纯逻辑问题、语言问题，人本主义哲学研究人的非理性问题、人类家园问题。但中国是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反对封建主义、进行思想启蒙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而且，中国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思潮、官僚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潮、极左思潮以及教条主义倾向，其深层的社会根源和文化土壤，乃是落后的小生产及其文化心理结构的强固和长期延续。因此，要批判和清除封建主义的影响，其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反思和批判落后的小生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结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大国。在旧中国，小生产汪洋大海，至今农民仍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注：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到1990年7月1日零时止，我国人口已达11.6亿，农村人口8.37亿，占全国人口的73.77%，农村年出生人口为1974 万人，占全国出生人口的80%。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口学》，1993年第5期，第89页。）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仍自觉不自觉地对现实的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发生着强烈的影响，它极大地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深层次障碍。 发展问题、现代化问题引起了全世界范围的关注，也成为我国学术界近年来关注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而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问题，现代化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问题，特别是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现代化问题。现代化的真正启动、长足发展和最终完成都需要一种现代文化心理、价值观念作为支撑。对于现实的中国乃至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化，就是要从传统的、落后的、强大的、习惯了的小生产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关于这点，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班迪博士就曾说过：“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的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注：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 5年版，第3页。）著名的现代化问题专家、美国的英格尔斯也曾深刻地指出：“痛切的教训使一些人开始体会和领悟到，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注：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 页。）在现代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农业都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最滞后的一个部门，所以，现代化归根到底是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问题。而农民的现代化问题的关键又是农民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化，只有实现了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化，现代化的转型才能完成。 研究的现状 国内学者对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问题的研究是与对“农民意识”、“中国国民性”等问题的研究交织在一起的。他们一般是从以下四个方面触及和研究农民意识、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一是从事农村社会学的研究者。这方面最富有成果、最有影响的是我国社会学界的泰斗费孝通先生。费先生一生都致力于中国城乡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在其撰写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江村经济》等一系列的著作和论文中，都对中国的农民问题有系统、精深的研究和见解。但是，费先生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多着重在“生态”层面上，即如何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温饱问题，而对“心态”层面的问题研究不太多，并且费先生对农民意识、农民文化心理的研究也多注重在实证的社会学的考察上。关于这点，费先生自己也谈到过：“我30年代从事社会学和人类学以来，所接触的问题还主要限于中国农民怎样解决他们基本物质需要的问题，通俗地说是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也可以概括说是人对资源的利用和分配的问题，人和人共同生存的问题。……在我这一生中还有一段生存的时间，还是极愿在已有生态研究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次，把心态研究做一点破题和开路的工作。”（注：参见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 期，第12—13页。）事实上，破题和开路的工作费先生早已做过，问题在于如何把实证考察与理论探讨更进一步结合起来，以深化对农民意识、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