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历史文化有极大的兼容性，在其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吸收了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乃至不同阶层的文化营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当前人们最为乐道的京味文化是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由存在于宫廷、缙绅与庶民三种不同范畴的文化因素经过长期结合、演变和发展而成的。本文限于篇幅，仅就构成京味文化的三种文化因素，即北京历史上的宫廷文化、缙绅文化与庶民文化略作分析。 一 北京成为封建皇都之后，始终有宫廷、缙绅与庶民三种文化同时并存，它们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日臻完备。 宫廷文化是指帝王、皇室与中央朝廷范围内的文化，其内容大体包括宫室的建筑、宫廷的典章制度、印书和藏书、文学、戏曲、艺术、皇子的教读、内廷的生活习俗等等。 然而，无论属于物质还是精神的宫廷文化，其核心都是宣扬帝王思想。“古帝王发号施令，敷之则为政治，载之则为典谟，固莫不四方仰之，万世传之也。”（注：（清）额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一、训谕一。）皇权至上的思想渗透到方方面面。以历代都城建设来说，明清北京城的总体规划与布局最能体现君王至尊的政治内涵。紫禁城被多重城垣包围保护着，座落在全城的中轴线上，且背靠城市中心的至高点。其外朝太和门左侧建有石亭，名为诏书亭，凡属覃恩庆典诏书以“金凤颁诏”仪式晓喻天下；右侧筑一石匣，内放钱粮布帛，表示全国各地的贡赋归于朝廷。因此这一组建筑是封建帝王权力的集中而典型的象征。宫城两侧呈左祖右社布局，社稷坛“筑五色土，中黄、东青、南赤、西白、北黑。土由涿、霸二州，房山、东安二县豫办解部，同太常寺验用”（注：（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十、国朝宫室。），“五色土”寓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本文并不想全面分析宫廷建筑，只以上述几例说明，我国古代建筑师以巧妙构思，把统治者的意念通过总体布局和建筑实体形象地显示出来，达到无与伦比的建筑艺术高度，这是宫廷文化中最为辉煌的部分。 明清两代在典章制度方面均有重大的改革与建设。明代中央政府废中书省和丞相，改设内阁及六部；清代又以军机处取代内阁职权，旨在进一步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两朝先后制定、颁布的成文法典《大明律》和《大清律》以及新的兵役、赋税、民族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标志着我国封建制度达到更为完备的发展阶段。这些内容是以往宫廷文化中所不具备的。 北京是多教派传播的地区，汉魏以来，道、佛诸教在北京地区传播，经历代统治者的提倡，至元明两代达到兴盛。北京地区修建的不少佛寺、道观，许多是由皇室出资，或是为祈嗣增寿，或是为“法轮广照”。有些寺庙成为皇家的行宫别院。还有很多寺庙是内官建造的，作为太监晚年的栖身处所（注：参见赵立贤：《历尽沧桑话今昔—记我所接触过的太监们》，载于《海淀文史选编》第七辑。），这是北京宗教的特殊之处。从此种角度来看，北京的宗教可以作为宫廷文化的组成部分。北京现存文物中，宗教文物占据很大的比例，如保存至今的北魏石造佛像，起自隋代的房山石经，始建于唐代的全真派道观——白云观，以及大小不一的佛寺宫观，形式多样的佛塔、经幢等，数以百千计。 自辽、金两代以来，建都于北京的封建王朝大多是由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这些民族均属尚武习猎的民族，因而骑射习俗成为宫廷文化的重要内容。据《金史》记载：金因辽俗，重五有骑马射柳比赛。这种习俗一直传承至明代，“永乐时，禁中有剪柳之戏，即射柳也”。“内廷自龙舟之外，则修射柳故事，其名曰走骠骑，盖沿金元之俗。”（注：（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一四七、风俗。）至清代，紫禁城内专设箭亭，供皇室子孙习射，清帝还经常御马金弓行围狩猎。除此之外，元世祖在位时，曾在大内宫殿丹墀前植沙漠莎草；清初在京城还按满俗修建供皇族祭祀用的“堂子”。另在典章制度方面，元朝曾保留由“忽里勒台”确认汗位的做法。清帝入关后，由满族亲贵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是清政权的最高决策机构。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保持本民族的习俗与制度，目的是为了“永绵福祚”，使其政权得以巩固，但同时也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纳入宫廷文化，使其成为宫廷文化的组成部分。 不同民族的文化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民族文化融合又总是以先进民族的文化为主导，这一点在宫廷文化的发展中显现得异常清楚。金世宗在位时倡导使用女真语言，保持女真旧风，他曾多次告诫群臣：“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汝辈当体朕意，至于子孙，亦当遵朕教诫也。”（注：《金史·世宗本纪》）可是就连他的嫡孙也没遵循其“教诫”。章宗是金朝皇帝中汉化程度最高的一人，他不仅本人汉文化修养很高，能诗善画，还下令将女真文字直译为汉字，设弘文院翻译儒家经典，在礼乐服饰上也进一步效法汉制，从而促进了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进一步融合。 清代康、雍、乾三朝是宫廷文化高度发展时期。满洲贵族入关以后，虽然强调“国语”、“骑射”，“勿效汉俗”，“屡以无忘祖宗为训”（注：（清）额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十一、宫殿一。），但是清帝尊崇儒教，确立程朱理学的官方哲学地位，以此作为立国的思想基础。乾隆帝甚至亲临国子监的辟雍，向满汉大臣及国子监生宣讲儒家经典。清帝还屡颁内廷训谕、宫规，制定皇室礼仪、家法，其目的是“教始宫廷，首敦孝治为天下先”，“由闺门以达邦国，推之天下”（注：（清）额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五、典礼。）。清帝很重视皇族的教育，皇子们除了习练满语和骑射以外，还要入上书房读书，请理学名士教授经史，习作诗文。康熙帝则以庭训的方式，向皇子们讲授修身治国之道。总之，清代皇族“鉴前代之已事，昭家法于无穷”，是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基础的。在典章制度方面大多延续前明之旧。例如清朝的宫殿制度，“自外朝以至内廷，多仍胜国之旧，而斟酌损益，皆合于经籍所传，以为亿万年攸芋攸宁之所”（注：（清）额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十一、宫殿一。）。另如，清代继续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并沿至清末。总之，在前明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统治。清廷为了禁锢知识分子思想，大兴文字狱，对汉文化是一种摧残。但是康乾时期，由中央政府组织大批学者编纂各类书籍，又在天文、历法、数学、地理、音乐、美术等领域大胆引进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尤其在御苑的建设上超过以往任何朝代，集我国古代园林建设之大成，又吸收西方建筑艺术，修建了“三山五园”，“傍山依水，相度地宜，构结亭榭，取天然之趣，省工役之烦”（注：（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八十、国朝园囿。）。上述种种大大丰富了宫廷文化，也促进了满汉文化的融合。爱新觉罗家族中出现不少谙习经史、擅长诗文书画的成员，他们对汉满文化融合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