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特征之一，是具有浓厚的乡土眷恋性。数千年来，乡土之情已深藏于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内心深处，形成了浓不可抹的心理积淀。这种乡土眷恋性，一方面经过扩展与升华，形成了中华民族可贵的爱国主义传统，另一方面作为宗法社会与农业经济的产物，其狭隘的乡党观念又长期残留于中国社会。因此，爱国主义感情与乡土之情是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认识这种联系和区别，将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爱国主义的真谛。 中国自古以来是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对于农业社会的人来说，土地是赖以生存的天然基础。土地是生命之源。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很早就有了亲土的观念。《礼记》上说：“社所以神地道也，地载万物。”又说：“天重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善报焉。”正因为地有载物之本，有生财之德，对人有哺育之恩，才使人们对它产生了景仰之情，对它酬之以礼，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每年必设社坛以祭地神。较之“尊天”，“亲地”更使人有一种亲近感。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于斯、长于斯、衣食于斯，世世代代享受着土地的恩泽，安著定居，不能不对自己这一方土地产生炽烈的至爱之情，对自己土地上的风土人物产生无限的眷恋。 除农业社会的自然基础以外，决定中华文化具有乡土眷恋性的，还有儒家的乡土之教。以农立国，必以土地为本。故孟子将土地列为立国的三宝之首：“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尽心下》）荀子也说：“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致仕》）无土或守不住土地，国家自然不会兴旺而只会衰败。所以孟子认为只有做到“土地辟、四野治，养老尊贤”，才能使“俊杰在位”。（《告子下》）儒家认为只有使百姓固着于土地，安土重迁，骨肉相附，与邻里乡党和睦相处，才能真正做到国泰民安。这些认识和主张大大强化了中国人的乡土意识。 最能表现中华文化乡土眷恋性的，也许要数中国文学中大量的惜别、思乡之作。农业社会很稳定，家人亲友长期聚居，终日厮守一处，故中国人自古将惜别看得非常浓酽，即所谓“多情自古伤离别”。人们一旦分离，便牵挂万分，时日难熬。于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庄姜说：“瞻望弗及，停立以泣。”这已是十分感人。而王维的《渭城送别》，全诗竟无“别离”二字，大有不忍之意，然最后点出“西出阳关无故人”，则令人倍感怅惘。再看柳永的句子：“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本来杨柳、晓风、残月是用来描绘良辰美景的，然而一旦离开故土，便蕴涵着异样的凄凉。王实甫之“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泣！”马致远的“断肠人在天涯”等，可谓将远离故土的酸楚寂寞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与惜别之情一脉相承的是思乡。“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将军白发征夫泪”等等，莫不激起人们强烈的共鸣，引发人们对故乡故土的强烈思念。 如果说，上述例子还只不过是少数文人的抒怀之作，那么流行于民间的谚语则更能表现出一个民族的整体心态。“人离乡贱，物离乡贵”，“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它乡万两金”，正是民族心理的真实写照。中国人往往不愿离家远出。即使远出谋生，也要重返故里，享受天伦之乐。外出为仕，也要衣锦还乡。远方游子，总要叶落归根，即使是万里寻亲、踏破铁鞋也毫不动摇。客死他乡，是中国人最忌讳的事，即使以马革裹尸，也要安息故土，决不做野鬼孤魂。此间的乡土之情，昭然可见。 乡土眷恋性，使中国产生了丰富多彩的乡土文化。中国有多姿多彩的地方戏曲。如京剧、评剧、川剧、越剧、沪剧、豫剧、湘剧、粤剧、闽剧、藏剧、秦腔、昆曲、京韵大鼓、河北梆子、二人转、黄梅戏等等，无不上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中国的学术也打上了乡土的烙印，地方性学派众多。如濂派、关派、洛派、闽派、公安派、竟陵派、茶陵派、浙东学派、泰州学派、桐城学派、阳湖学派、湖湘学派等等。中国方志与宗谱之发达，可谓世界之最。自古以来，越有《越绝书》，晋有《晋乘》，楚有《梼杌》，鲁有《春秋》，川有《华阳国志》。明代开始则有正式的《武功县志》。此后中国的省志、府志、市志、县志乃至乡志，可谓汗牛充栋。它们对本地自然景观、物产宝藏、历史文物、文化传统、语言习俗、重要人物、地方政绩等等的描述，充溢着沁人心脾的乡土气息。大量的家谱、宗谱亦遍及民间各地。中国学人的名字也常以地名相称呼。如韩昌黎（愈）、郭汾阳（子仪）、李茶陵（东阳）、曾湘乡（国藩）等等。中国方言之发达，亦属世界罕见。南方各省更是“十里不同音”。中国的“公馆”、“会馆”、“同乡会”数量惊人。这些都构成了乡土文化的特殊景观。 中华文化的乡土眷恋性，从主流上看，它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断得到的提炼与升华，构成了中华爱国主义的感情基础。荀悦说：“欲使亲民如子，爱国如家”（《汉纪》），即是这种升华过程的写照。中国人称自己的家乡为父母之乡，继而将自己的祖国称为父母之邦。由家乡扩展到家邦、家国，遂将乡土之情与爱国之情融为一体，并渗入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意识。顾炎武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司马迁“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李白“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陈子昂“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岳飞“以身许国”。这类溢于言表的爱国、忧国、许国、报国、殉国意识不胜枚举。 爱国主义感情之于中国人，往往集中体现于对家乡、故土，对国家、民族的命运注以强烈的关怀，对国家的统一、对民族尊严的维护赋予崇高的责任，对家乡的建设与国家的发展倾以全力的奉献。这些即构成了中华爱国主义传统的基本内涵。中国史上，每当外族入侵、国遭厄运之时，总有无数的仁人志士为恢复国土、保卫国权、维护统一、捍卫国格而浴血拼搏。戚继光抗击倭寇、郑成功恢复台湾、林则徐虎门销烟即是典型的例子。鸦片战争后，中华儿女为救亡图存，为洗雪国耻、重振国威，与帝国主义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百折不挠的英勇较量，其间炽烈的爱国之情足以惊天地、动鬼神。即使是域外华人，对故国、故土、故人的不幸也总是怀着深切的禾黍之悲，怀着与祖国内地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爱国主义激情，并积极投入和支持国内革命与建设。例如：辛亥革命时，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即有70%以上属华侨成员。抗日战争时，有好几百万海外华人投入了爱国募捐活动，支援前线抗战。新中国诞生后，又有几十万华侨归国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台胞、海外华侨大量投资祖国大陆，并为大陆引进资金、技术、信息，兴办教育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