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作为一条渠道在当前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中正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它对农民政治参与所发挥的功能是其它渠道所无法比拟的。虽然，传媒对农民的政治参与还处于一种初始阶段，且误区重重，加之中国农村传统的宗族、家族文化积淀形成的禁锢、封闭的氛围，以及农村低下的教育水平和农民的政治冷漠给传媒与农民之间的互动带来了诸多障碍，但大众传媒以其自身的舆论优势和时效性必将成为农民参与政治、影响决策、表达自身利益的一条卓有成效的途径，并为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带来某些转机。 一、大众传媒在农民政治参与中的双重功能 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来考察，如果在共时的状况下看，大众传媒无疑是一个社会组织和机构。现在广义上的理解可以包括诸如报纸、杂志、电视、电影、电台、书籍以及其它媒体等。作为一个完整的组织机构，它当然要有自身的目标与宗旨，并且要使自身同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主流相契合；同进必然受到其它系统，特别是政治经济系统的控制。所以，大众传媒一身二任：其一要满足自身接受者的需要，其二又要为特定的政治、经济系统服务，它总扮演着社会性的和人际性的双重角色。我们还可以通俗一点讲，“大众传媒扮演的角色是：传播者、解释者和中介者，群众扮演了接受者、收众者的角色，政府则扮演了决策者、领导者、策划者和守门人的角色”。（注：邵培仁：《政治传播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大众传媒居于其中，担负着双向的，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传播和沟通的职责。正是在这样一上一下的过程中，群众的政治参与得以实现，自身的个体利益得以表达。这一点在当前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显示了大众传媒的“双刃剑”功能。 第一个功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训化和政治宣传功能。即大众传媒所固有的正面宣传功能。在我国，几乎所有的大众传媒机构都是隶属于各级党政部门的，它们被称作政府的“喉舌”、政策的“传音筒”。这一职责对于分布在国家各个地域的农民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促进政治沟通，推动政治社会化的一种必要手段，同时它也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一个必经环节，因为农民只有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当前的三大传媒）等媒体了解自身的权利与义务，明确选举投票的过程与步骤，领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后才有可能真正行使好自己的权利，从侧面影响到政府的决策。况且，现代社会已由过去的“民可以使由之”变成了“民必使知之”，“民惟邦本”，只有在加强上下政治沟通和政治传播的过程中才可以做到“本固邦宁”。如果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职能恰反映了大众传媒本身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在“文革”期间这一职能被发挥到了极至，以至扭曲变了形，从现在的大众传媒来看，这种职能仍占主流。而事实上以正面宣传为主也是大众传媒必须严格遵循的一条重要方针。 第二个功能是自下而上由农民凭借大众传媒而发挥的部分舆论监督功能。这是一项非常具有改革意义和创新意味的功能。“新闻事业不能单独构成一种社会现象，而必须和人民群众的活动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一种社会现象”（注：郑贞铭：《大众传播与中国现代化建设》，载于《开放时代》，1996年第1期，第72页）马克思也曾指出：“报刊只是而且应是有声的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7～78页）这一方面自然要求大众传媒了解受众——人民的思想和感情；另一方面则要用充满人的思想和感情色彩的方式来表达。 事实上，经过大众传媒、新闻机构的报道传播，使长期积存的农民问题的许多层面暴露无疑，这不仅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不受侵犯，惩治了农村地区的腐败，而且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政府部门的决策行为和政策的颁布甚至法律法规的制定。“不怕记过不怕降，就怕新闻大曝光”这句政治民谣生动、形象地体现了舆论监督具有震慑力和预防性的社会功能。而在这其中，实施舆论监督的主要途径都是经由大众传媒来实现的，并且，就实际来看，农民问题的存在已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既定事实。农民的政治参与也已成为社会发展中作为农民所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而大众传媒也就是在问题本身存在的前提下，激发、聚合某些已形成的共识，形成舆论的焦点和热点，汇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反作用力，它集中体现为社会意识的集合和道义的召唤，这也就是大众传媒舆论功能的内涵之所在。 大众传媒的这种舆论监督功能曾被马克思形象称为“另一法庭——道义的法庭”。不管是谁，一旦受到这种社会公开的道义监督和谴责，且激起公愤以后，掌握处分权的机关一般不敢轻易包庇袒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就对被监督者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政治压力。近年报道的“假种坑农”的种子站或公司；因为加重农民负担而致使农民自杀的村乡级领导干部；对农民上访置之不理的民政部门等一旦诉诸报纸或荧屏，被压上“道义的法庭”后，无一不败诉的。农民通过大众传媒在间接或不自觉地影响政府的行政行为，在自发地凭借大众传媒完成自身的政治参与过程。 而舆论本身则是一种社会意识现象和客观存在的精神力量，它反映了社会中的一个阶层或某个集团对某一事态大体相近的看法或意向。这一点古已有之，但就整个封建社会的农民阶层来说，更多是“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能做到“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的君王简直是凤毛麟角，加之媒体的缺乏，根本无法形成舆论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