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1898.11.24-1969.11.12)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活动中，他与中国传统文化结下不解之缘。 一 在刘少奇一生中的不同阶段，他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有不同特点的。在青少年时期，传统文化是他学习和信奉的对象，是他为人处世的内在支配力；他深受传统文化的薰陶，培积了丰厚的文化素养。“五四”运动后期，他逐渐走上以社会主义救中国的道路。与此同时，他开始确立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对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评判和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本身从正反两方面起过推动作用。 在刘少奇成长的道路上，地域文化环境和传统首先给予他重要影响。湖南自古人杰地灵，以楚文化、湖湘文化著称于世。刘少奇的出生地湖南宁乡，经济文化素称发达。宁乡县西部的沩山，是唐代佛教禅宗五家之一沩仰宗的发祥地。与沩山相毗连的官山，葬有宋代抗金名将张浚和著名理学家张南轩的陵墓。这不绝如缕的文化传统和浓郁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刘少奇。 家庭和教育影响对刘少奇的成长起了关键作用。刘少奇的父亲刘寿松秉持“老成持重、耕读传家”的祖训，以为专读“四书五经”才是正儿八经的教育。清末农村的私塾，仍是以“四书五经”、孔孟之道为本的儒家启蒙。刘少奇8岁便被父亲送往私塾发蒙。面对枯燥的“子曰诗云”和私塾先生不求甚解的讲述，年少的刘少奇竟心无旁鹜，忘情其中。私塾内外，加上后来的学校生涯，他读过许多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小说传奇，如《三字经》、《论语》、《孟子》、《诗经》、《唐诗三百首》、《水浒》、《西游记》、《了凡纲鉴》、《资治通鉴纲目》、《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其中，他对“四书五经”钻研颇深，也偏好史书。读《了凡纲鉴》和《资治通鉴纲目》时，他勤于思考，在书页上批注了许多眉批和符号；对于其中讲到的唐代帝王选贤择能、善于纳谏的治国经验尤为留意。读《资治通鉴》时，他与众不同地注意到其中的经济问题，认为经济斗争是不容忽视的。（注：黄峥、周志兴：《刘少奇同志的读书生活》，《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此时的刘少奇，俨然是一个饱读诗书而又有独立见解的书生。 从1913年到“五四”运动前夕是刘少奇在国内接受学校教育时期。他开始较多地接触西学，也继续吸取古典文化。书本之外，无所不在的文化影响还在广阔的社会里感染着他。他已能在作文时灵活地引经据典，喜欢与同学一起吟诗作对。他巧妙地评改过庙宇的对联，破解出对联“惠止南国，戴如北辰”里出自《论语》和《诗经》的典故。（注：黄祖琳：《刘少奇青少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5页。）在学习古代文化的过程中，他对班超、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上一些民族英雄和爱国将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17年，他投笔从戎，转学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决心以东汉著名军事家、政治家班超为榜样，“马革裹尸”，以身报国。他在1919年给友人的诗中写道：“岂欲长征班定远，仗策以相随”，（注：朱元石：《伟人之初：刘少奇》，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立志学习班超。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在青年刘少奇心中烙下的深印，构成他日后为救国救民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心理铺垫。 “五四”运动前后是刘少奇思想上发生剧变的时期。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交战和痛苦蜕变，刘少奇选择了赴苏留学的道路，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向服膺共产主义的转变。转变的根源应归之于中国社会的严重危机和深刻变革，但与刘少奇早已有之却朦朦胧胧的对传统的叛逆也不无关系：自小他就不理解为什么家里的妇女不能上桌子吃饭；读小学时他不拜“圣人”孔子，也不拜神灵菩萨；乡里搞求神、许愿等迷信活动的巫祝被他机智地陷于尴尬境地；他还坚决拒绝家里的包办婚姻，以一走了之来宣告对传统的非自主型婚姻的抵制。“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加深了传统文化危机，使他的叛逆更加坚决。而全新理念的马克思主义于是具有更大的震撼，同时又使他更进一步地背叛传统。应该看到，在蜕去因袭的思想重负时，刘少奇并不像个别早期社会主义者和20年代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那样试图和过去彻底决裂。如留苏时期，他曾深情地为中国人传统而独特的情感方式辩护：“外国人‘暴露’，中国人‘隐蔽’，实际上，中国人的感情并不是没有外国人深。”（注：《红旗飘飘》第20集，回忆少奇同志文章专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从热衷和信奉传统文化到接受和信仰共产主义，其中的转变是根本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统统变了，以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重新加以审视。有材料表明，还在玉潭学校时期，刘少奇已有对传统文化“区别对待”的初步认识。（注：黄祖琳：《刘少奇青少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他进一步确立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他在中共“七大”时代表中央的表态，正是他的基本态度的具体表述：“对于中国的和外国的历史遗产，我们既不是笼统地一概反对，也不是笼统地一概接受，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受其优良的和适用的东西，反对其错误的和不适用的东西。”（注：安子文：《把我们的党建设好——纪念刘少奇同志》，1980年5月8日《人民日报》。）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谓“批判地继承”的态度，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基本取向。 根据这个基本态度，一方面，刘少奇着重批判了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主义因素。他说：“新文化运动是与中国几千年的旧文化的中坚孔教对抗的。它吸收了西欧各国进步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成为中国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注：刘少奇：《感想与回忆》，《中国青年》1939年第2期。）这段话包含着3层意思：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是旧时代——封建时代的产物；第二，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新派运用的思想武器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第三，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是进步的和彻底民主主义的。这是刘少奇明确否定传统文化及其中坚孔教的有代表性的表述。他还指出孔子“道不行，乘桴于海”的消极态度，认为孔子儒学的主要方面已“成了阻碍社会前进的有害东西”。（注：本社编：《回忆少奇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页。）对于封建和半封建的中国，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它“没有任何民主传统”。（注：《红旗飘飘》第20集，回忆少奇同志文章专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