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缘文化，是指人们基于一定社会基础的人际结合所产生的社会行为方式、社会组合形式及其形成的思想观念。血缘文化以家庭、宗族、亲戚等血统关系为基础，地缘文化以邻里、乡里、社区等地域关系为基础，业缘文化则以专业、行业、产业等同业关系为基础。 我国改革开放近20年来，广大农村正在经历一场由地缘经济主导向业缘经济主导，血缘、地缘人际为主向业缘人际为主的迅疾转化。传统的血缘、地缘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业缘文化取而代之成为农村的主导文化已露端倪，对农村、农民的社会生活产生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农村文化建设，包括农村家庭文化建设的基础、条件及其外部环境，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应对此加以足够的关注和研究，以适时地推出相应的对策。 一、农村业缘关系的迅速膨胀 业缘关系虽然自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已产生，在农村也有存在，但是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农村一直以囿于土地的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基于血缘的家庭组合为生产单位，业缘关系零散而疏弱，几乎构不成“文化”。五十年代农村合作化，仍是以地域性农业经济为主，只不过扩大了劳动组合单位，弱化了血缘关系。然而自七十年代末农村经济改革始，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其一，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大大刺激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加之30多年人口高速增长的积累，土地已容纳不下过量的劳动力。改革仅几年后，便有半数以上的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开始“离土”，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其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第三产业蓬勃发展，个体私营企业大量出现，商品流通普遍活跃。这些都为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特别是向异地、城镇的工、商、服务业转移，提供了可能和条件。这些人“离土”且“离乡”，外出务工或经商。 其三，由于农业向现代化的发展，专业分工日趋强化，横向专业化作业服务的劳动组合体不断产生。由于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产生的多元需求，以及科学技术在农村的逐步普及推广，农村产业结构日益复杂，这使得未能“离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在本土本乡加入了第二、三产业的行列。 这些昔日的农民，大批地转入各类新的行业，各种同业生产、同业活动、同业交流、同业人际关系随之大量产生，从各个方面冲决了地缘关系的羁绊。业缘关系急剧膨胀，成为农村较普遍的社会关系。 二、农村业缘文化的成长 农村业缘关系的广泛形成。引发了农村、农民社会生产组合、人际关系、生活方式、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以及心理结构、知识结构等各方面的嬗变，业缘文化应运迅速成长起来。 其一，劳动组合趋向网络化。相当多的农民从土地中走出来，转入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其生产方式和劳动角色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改同事躬耕而为分操其业，原来相互类同的劳动角色迅速分化，在行业、专业分工的基础上出现了各种新的劳动角色及其组合模式，形成了各个不同的交往、活动领域。单一的地缘社会组合演化为众多的业缘组合。适应传统的地域农业经济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管理体系效能日益弱化，而多元的、网络化的社会劳动组合体系正在形成并发挥起越来越大的作用。 其二，人际威权趋向年轻化。传统的地缘社会中，封闭的单一农业经济，使生产技能呈现简单重复的代际授受，老辈的生产技能和经验是维持生产发展的主要手段。老人享有生产指挥权和主导权，从而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中有着至高的威望和支配权。这种情况与血缘关系的结合，则最年长者在家庭、家族乃至宗族中担当着主持作用和维序作用，呈现长者威权和代际威权。而今以科学、技术、知识为发展基础和主要手段的业缘经济，使得对现代化科技接受和掌握最为迅速的年轻人成了生产活动的主导者。老者为上逐渐向能者为上转变，代际威权逐渐让位于科技威权，生产、生活、家庭的主持权逐步让位于年轻一代。这对社会传统的人际关系乃至农村宗教关系和宗法维系作用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其三，人的素质趋向现代化。进入全新社会生产领域前的传统农民，从业结构大大扩展，活动半径迅速增大，人际往来日趋广泛而复杂，导致了现代化素质大为提高。在知识结构上，对文化知识、专业知识、生产、经营、管理技能等产生了强烈的欲求。在心理结构上，竞争意识、进取意识、开拓意识、合作意识等得到了全面强化，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等迅速向市场社会法则靠拢。 其四，生活方式趋向城镇化。农村业缘化的过程，亦即城市生产方式、市场机制、科学技术、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向传统农村浸透、输送和冲击的过程。向城市生活方式慕求和接近，势所必然。日益丰厚的收入，商品流通的顺畅，信息传播的快捷，更使之成为可能和现实。广大农村，特别是业缘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效仿和追逐城市化、“现代化”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则正在被抛弃。 三、农村业缘化进程中的矛盾和负面效应 地缘社会走向业缘社会，毕竟是一场革命性的大转化，这一转化又来得非常迅猛，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诸多社会、心理矛盾。 其一，在农村业缘化过程中，“退”与“进”的反差。建国以后的合作化，将传统的一家一户的生产单位改造为社、队（村）、小队的大生产单位，农村改革初期以家庭自然经济生产单位的“回归”形式起步，而改革所形成的产业化、专业化、业缘化又要求形成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更大更广泛的劳动组合。巨大的进程“反差”，导致旧的生产生活方式“复归”与现代化大生产及生活方式涌现的既并存又互悖，呈现出新旧文化良莠杂陈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