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文化在发生着激烈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应当说是实现了一个由“文化熔炉”(melting-pot)向“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的转型。 过去所谓的“熔炉”说，主要基于美国是移民国家这样一个事实，除来自欧洲的以盎格鲁－撒克逊族为主的白人以外，黑人、西班牙语系的人（来自墨西哥和中、南美洲国家的移民）、当今亚洲移民及他们的后裔等也都是美国比较重要的人口构成。“熔炉”说提倡的是各国的移民来到美国以后都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大家重新融合为一体，形成一种所谓的美利坚文化。然而，近一二十年来，人们逐渐地意识到，“熔炉”中融为一体的美利坚文化，实际上只是一种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为主体的“白人”文化，如果将这几个词(White Anglo-SaxonProtestant)的首字母取出，正好可以拼成WASP一词，意为“毒黄蜂”，这种WASP文化才是美利坚文化真正的主流，而黑人和所有其他移民的文化都被排斥到了边缘。 六十年代起，世界各国都发生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国内的新左派学生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全社会的反对越战，女权主义／女性主义运动等一浪高过一浪，亚、非、拉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更是风起云涌，许多国家和地区还爆发了武装斗争，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社会政治向左转的大趋势。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爆发了一场所谓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文化战争”("Cultural War")。这场文化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垒形势，具体涉及哪些问题，已经或正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想仅就我去年在美国访问时的所见所闻谈一点看法。 这场激烈的文化战始于美国的大学校园，首先是围绕着所谓文学典律和课程设置问题展开争论，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大学校园与校园以外的社会保守势力之间的一场对垒。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在这一文化战中，领风气之先并使其影响迅速地向外扩散的，竟然是大学中的文学院系——它成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各种新思想、新理论的集散地。许多年前，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就说过：“‘文学理论’一词现在通常用来指称与‘十七世纪德国文学’或‘现代欧洲戏剧’等相并列的某些文学教师所从事的专门领域，它与‘对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德里达、拉康、福柯和德曼、利奥塔等人的讨论’基本上是同义词。”在英语国家的大学中，开设较多有关近来法国和德国哲学课程的不是哲学系而是英语系。那么，欧陆新思潮、新理论的普及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一二十年来，启蒙运动以来在西方确立的基本价值观，所谓共同的人性，共同的理性，博爱、平等、自由等，正在被重新审视和反思，而这一审视和反思的结果，则是涌现出了一批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的一点是，过去，凡是理论都强调自己的普世性，强调自己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今天，西方流行的一个个文化理论，则都毫无例外地宣称自己为某一特定的社群、团体、民族或族群服务。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为争取女性的权益而斗争；后殖民的理论为争取原殖民地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得到承认，使之在宗主国文化中能占有一席之地，黑人、亚裔、西班牙语系移民的后裔、美国本土印第安人等，都要求自己的文化得到社会承认；甚至同性恋者也提出自己的理论，要求社会对他们的性取向给予认可等等。这些新的政治、道德取向，形成了通常所谓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简称PC）的一系列原则。而PC又首先表现在对于传统文学典律的删改上，要求在课程设置上增加反映女性、少数民族族裔文化的内容，要求增加女性和少数族裔在教师编制中的比例等。这些年，像考耐尔·韦斯特(Cornel West)和亨利·路易·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这样的黑人学者都成了哈佛的著名教授；而南非的著名女作家戈迪默，尼日利亚黑人作家索因卡等，则被邀请担任了哈佛的客座教授或研究员。多元文化的倾向当然也突出反映在所招收学生的来源上。像哈佛这样原本非常“贵族化”的学校，它今天的学生构成也已变得极其多元：1995年招收了2674名外国学生，其中来自亚洲的943名，欧洲738名，北美（加拿大、墨西哥等）455名，拉美217名，中东139名，非洲113名，大洋洲69名。而在它招收的亚洲学生中，日本占181名，中国大陆175名，台湾138名，韩国124名，印度101名，剩余的224名来自阿富汗、孟加拉、文莱、香港、印尼、马来西亚、蒙古、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越南等十六个国家和地区。文化多元足可见一斑。美国社会在过去的一两代人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是一个各种思想进行试验和较量的演习场，是加速社会变革、纠正社会不公、促进社会平等以及推行文化相对主义的一种有效机制。克林顿上台以后，就非常强调“关注教育、关怀下一代”，刻意展示一个“重教总统”的社会形象。 大学校园在师生构成、课程设置等方面发生的变化，造成了整个美国学术体系在价值取向方面的政治意识形态化。六十年代以前那种以形式主义为主导的学术方向有了根本的转变。现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中都充满了咄咄逼人的火药味：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少数者话语（少数族裔，同性恋的性取向等）的呼声极高。从选题到立论，从理论到方法，都已是一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取向。这种状况当然首先引起了校园内部一批过去的学术元老和权威的不满，比如我在同哈佛英语系一些老教授（如哈佛的校级教授丹尼尔·爱伦、海伦·万德勒等）接触时，他们就都反映出了这样的情绪。在他们看来，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少数族裔话语的崛起，把许多过去根本不入流的作家和作品都塞进了早有定论的文学典律，把现在的课程搞成了什么都不是的大杂烩，良莠不分，文野不分，一个好端端的人文传统被糟踢破坏得不成样子。但是，这后一种声音显然已处于弱势和守势，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没有了年龄的优势，在现在的学校中，五十岁以下、观点左倾激进的一代显然处于掌权得势的地位。 多元文化格局的一个既重要、又让人感到很难把握的特点，就是左翼激进势力内部持续不断的激烈纷争。以当前方兴未艾的后殖民批评为例，大至有关后殖民批评的性质、目的和策略，小到文学写作和批评应该用什么语言，究竟是使用英语这样的全球通用的语言，还是用母语写作等，什么问题都要争，而且一争起来就上纲上线。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成了群龙无首的状况，谁也不听谁。几年前，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詹明信曾发表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的文学》（注：弗雷德里克·詹明信，《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的文学》，见《社会文本》，第15卷，1986年，第65-88页。 Fredric Jameson,"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Social Text,No.15,1986,pp.65-88.），其中有相当大的篇幅讨论了“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特别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运动。但是，这文章一发表，随即就受到一位来自第三世界的批评家阿加兹·阿哈默德的严厉批评。（注：阿加兹·阿哈默德，《理论：阶级，国家，文学》，伦敦和纽约：维尔索出版公司，1992年，第95-122页。 Aijaz Ahmad,In Throy:Classes,Nations,Literatures,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92,pp.95-122.）阿哈默德称尽管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说法，他也认定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却从来不能把詹明信引为同类。争论的起因是詹明信所使用的一个概念，詹称“第三世界的文学都是寓言式的，……应该当作民族寓言来读”。而问题就出在对于“寓言”(allegory)这个概念的理解上。阿哈默德认为，在西方文学传统中，“寓言”是一个比较低等的文类，尤其是在现代主义文学被奉为经典的今天，詹明信把第三世界的文学划为“寓言”，这就表现了对第三世界文学的一种藐视。显然，这是一种想当然的误解。当然话又要说回来，阿哈默德对于欧美批评家的尖锐批评，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譬如他说，欧美批评家们对亚非国家的民族语言从来没有丝毫的兴趣，美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家对所谓第三世界的文学传统简直一窍不通，倘若有哪一个亚洲、非洲或阿拉伯国家的知识分子恰好能用英语写作，他／她就立即被推举为这个民族、国家或这块大陆甚至整个第三世界的代表。阿哈默德说的这种情况应该说也的确存在。但是通读全篇，我们发现阿哈默德并没有跟詹明信具体地讨论第三世界的文学，而完全是一些概念之争。他首先是抓住了詹明信的一个理论概念——所谓“第三世界”的概念究竟是否站得住——而穷追猛打。他认为，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现在的世界格局已经大变，“第三世界”的概念已经过时。这一批判显然是致命性的一锤定音。为什么说是致命性的？因为詹明信的这篇文章从此就被逐出了后殖民文论的选目。一九八九年曾经以《帝国重述》(The Empire Writes Back:Theory and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而蜚声文坛的三位作者比尔·阿什克罗夫特、加雷思·格里菲斯和海伦·蒂芬，编辑出版了一部十分有影响的读本《后殖民研究读本》(The Postcolonial StudiesReader,Routledge,1995)，阿哈默德的批评文章收入其中，而它的批判对象，詹明信的文章却不见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