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诸先生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的联合宣言（俗称《新儒家宣言》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当代新儒学在海内外都有了很大发展。之所以如此，有着历史的、现实的、世界的、中国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伦理道德的等各方面的复杂因素。其中，最为关键的则是世界性的道德滑坡的刺激。 首先，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随着科技的高度发展，人和人的关系愈来愈机械化、简单化、“工具理性”化，不仅“温情脉脉的纱幕”早已撕毁，人简直变成了科技和工具的奴隶。这种资本主义金钱关系的新阶段，进一步导致了人们精神的崩溃和堕落。物欲横流，道德沦丧，邪教蜂起，人人追求吃喝玩乐；上层社会挥金如土，穷奢极欲，下层社会则铤而走险，作奸犯科、贩毒、抢劫、凶杀、诈骗、卖淫……种种社会弊病多如牛毛，而原来至高无上的法治尊严也遭到了玷污和破坏。 而苏联东欧的解体也暴露了斯大林模式的致命弱点。为世界进步人类的崇高的政治和道德理想蒙上了可怕的阴影。 在这种世界道德上滑坡的历史背景下，当代新儒学派的哲学家、道德家们，认为只有重振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传统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拯人心于将坠，从而使自己的道德伦理学说获得最新的阐释和长足的发展。 从世界华人社会来看，当代新儒学的新发展还有一些特殊的社会、政治原因。一是广大华人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他们很难完全融入西方社会，而往往保留着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而且往往以这种悠久传统夸耀于人。因此，当代新儒学的发展深得海外华人之心。白人社会对有色人种的有形无形的歧视则更加激发、助长了这种心理。二是台湾、南韩、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的经济起飞，往往被解释为“儒教治国”的胜利，这就为儒学的现代性找到了重要的论据。三是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以及一系列的宽松政策，也为当代新儒学的倡导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沃土”。特别和平统一中国的强劲呼声，很自然地推动了对传统文化的厚望。 二 当代新儒学的发展和提倡，很自然地再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新的历史碰撞。 早在“五四”时期，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当代新儒家就曾对这场新文化运动加以猛烈抨击。梁氏指出： 有人以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这新运动只是西洋化中国兴起，怎能算中国的文艺复兴？（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8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他认为中国的儒家哲学虽然使中国在征服自然方面有所落伍，但它却指示了人类未来文化的方向，“未来世界完全是乐天派的天下”（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初版自序，山东教育厅1921年版。）。 按照这种观点，我们中国的人生哲学已经走到了世界人类的前面，遥遥领先，谈何全面学习西方？西方可学的，也就只有“科学”、“民主”二义，可以把二者“全盘接受”来补充、丰富中国文化。但“新文化运动”从提倡科学与民主，走上“打倒孔家店”，全面反传统，就走入了极端，把自己的上等货弃如敝屣，而把别人的下等货奉为圭臬，这就本末倒置、大谬不然了。 梁漱溟先生这种观点虽然并未被后起的新儒家们全盘接受，但是，他的中国文化至高论以及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尖锐批评，却得到了他的晚辈们的极大认同。《新儒家宣言》通篇大旨即在于此，该文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根本不了解中国文化之真谛，他们只知道“崇拜科学民主”，“相信实用主义、唯物主义、自然主义”，对中国学术文化的解释和攻击完全错了。在《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注：《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第33页。）一文中，唐君毅先生说得更为直白： 五四时代之人，本其所知于西方之学术思想者为标准，以肆意自诋，浸至视数千年之历史文化学术，无一是处。 其实，早在抗战后期出版的《道德自我之建立》（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一书中，唐氏就提出了这样的文化模式： 中国文化过去的缺点，是在于人文世界未曾分殊的撑开；而西方现代文化的缺点，则在于人文世界尽量撑开而沦于分裂。中国将来之文化，更应由本以找末，而现代西方文化，则应由末而返本。 这些观点贯穿在他50年代至70年代所写的大量论著中。《宣言》的其他起草者，也都有不少类似的论述。 之后，当代新儒学的后继者以及有新儒学倾向的学者，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也可谓不胜枚举。这里不妨各举一例以表一般：牟宗三先生的弟子蔡仁厚在《新儒家的精神方向》（注：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一书中写道：“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传统，是有着永恒之价值的，这就是平常所谓‘道统’，也即民族文化之统。……这是必须永远承续不绝，而且应该不断地加以充实发皇的。”然而，当代新儒家却遇到了“弥天风雨”，“民国时代的大名流高喊‘打倒孔家店’，而另一些所谓学者之流，更轻薄之极地称孔子为‘孔老二’……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糟踏自己的圣人到这样‘无心肝’的地步，难道也算是时代的‘进步’吗？” 钱穆先生和他的高足余英时先生不同意说中国文化全面地高于西方（且批评这种人为“极端的保守论者”），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估价也是很高的。在《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一书中，余英时这样写道：“整体地看，中国的价值系统是禁得起现代化以至‘现代以后’的挑战而不致失去它的存在根据的。”“中国人的自我观念大体上是适合现代生活的。”“仅就人的尊严一点而言，中国文化早已是现代的，不必经过俗世化才能产生。”他认为“中国文化比较具有内倾的性格，和西方式的外倾文化适成一对照”。“这种内倾的偏向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确曾显露了不少不合时宜的弊端，但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延续数千年而不断节也是受这种内在的韧力之赐。”又说：“中国现代化自然不能不‘动’，不‘进’……但是今天西方的危机却正在‘动’而不能‘静’、‘进’而不能‘止’、‘富’而不能‘安’、‘乱’而不能‘定’。最后二、三十年来，‘进步’已不再是西方文化的最高价值之一了。”基于这样一些认识，他同样尖锐地批评了“五四”的“反传统”（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