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型初期的思想文化复苏和科学理性恢复 20年前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揭开了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和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序幕。 当时，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于破除“两个凡是”，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权威，实现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的重大意义，因而积极支持和领导了这场讨论。他在1978年9月16日的一次谈论中指出：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与此同时，我们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伴随着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的反思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长期受到压制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等问题迅速成为思想理论界普遍关注、研究和争论的对象。这样，从1980年到1984年，全国兴起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涉及面很广，最具代表性的、比较集中讨论的问题有：是否存在共同的人性？有没有社会主义异化？马克思主义是否是一种人道主义？这次讨论在反思现实生活中摧残和践踏人性的历史教训，抵制抽象的人性论、抽象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宣传和实践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成果。 在这一时期，乐观主义的文化气氛和浪漫风彩弥漫着文学艺术界。这里有两个重要时代背景，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二是知识精英地位的再度确立。前者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保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能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主流文化的这一宣示，重新继续了百年中国现代化的梦想与追求。现代化作为一个可以期待的承诺，再度凝聚了心情沮丧的民众，重新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希望之火。知识精英以历史主体的姿态和开启民智的角色，悲壮地吹响了人的解放的号角，文学艺术的多个领域掀起的所有思潮都是崇高的命题和宏大的关怀。这两大背景使权力话语和知识精英话语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驱动力，整合了一个时代的民众心理，并弘扬着浪漫明晰的文化主旋律。 在这一时期，随着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拨乱反正的不断深入，科技、教育和文化工作逐步走向正常，先后召开了全国科学大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迎来了科学理性的恢复时期。在对外开放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对国外的科技理论、教育思想的介绍和宣传也变得时髦。科技界、教育界成了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窗口。 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是从哲学层次上的思想解放开始的。首先确立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然后按照这个标准，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教育文化体制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反思、比较和探索，不断进行新的实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理论上的重大成果主要有：经过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交锋，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经过生产力标准与生产关系标准的较量，确立了生产力标准的权威性，明确了一个道理：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破除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单一模式论，形成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摒弃社会主义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模式，重新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方针。所有这些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的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二、文化冲突与文化重构 八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初期，我国理论界在关于人道主义和人的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之后，又兴起了研究文化问题的热潮。 从总体上看，这次“文化热”主要涉及以下问题：一是关于文化的基本理论；二是关于中西文化的各自特点及其优劣比较；三是关于传统文化的实质、影响和发展规律的批判性反思；四是围绕中国文化现代化这个核心问题，探讨中国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文化热”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续篇。“五四”时期首先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发生冲突，继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同资本主义文化发生冲突，所以当时的中西文化具有全面的对抗性。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尽管经济比较落后，政治体制很不完善，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在本质上是优越的。社会主义文化也比资本主义文化先进，并善于吸收人类历史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这决定了新时期中西文化关系的主导方面是相互交流，而不是全面的对抗。所以，全盘西化论的主张只不过昙花一现，“复兴儒家”的现代新儒学论也日薄西山。这次“文化热”的巨大成果和产生的广泛影响有利于中西文化的相互了解和相互交流，有利于加快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但是，这次“文化热”对中西方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和研究还只是初步的、暂时的，有的观点甚至是一时主观臆断的产物，特别是变相或赤裸裸地宣扬民族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论者，指责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主张“全力动摇、瓦解、震荡和清除旧传统”、“摆脱中国文化的传统形态”、“根本改变和彻底重建中国文化”，甚至要“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上层建筑统统搬到中国来”。我们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全面正确把握中西方化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及其相互关系，抵制以“儒学复兴”论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保守主义和以全盘西化论为代表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倾向，才能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文化变革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巨大而持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