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兴起一种文化研究热，一批学者（包括少数经济学者）试图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中解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诸多疑惑。笔者不敢简单否定这种“热”的意义，但在总体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缺乏批判性思维而耽迷于引经据典的“考据派”学风。有的学者则是以书斋里幻想出的概念联系，来替代现实事物之间本来的联系；还有的学者甚至把玩着一串串概念，在搞填空游戏。分析中国社会的过去与未来不联系中国的文化，是不适当的；但如果在这项研究中不采取批判性立场，则不仅无益，反而有害。文化问题呼唤实证性研究。本文试图用经济学的方法对近些年我国的文化研究作一评论。 一 翻阅近些年我国文化研究的文献，可以从中发现这样一个基本判断：民族的文化传统决定了民族的发展命运。这个判断乍看起来无可指责，但从论者的论述看，这个判断是文化问题研究中的最重要的假命题（以下简称“民族传统文化差异命题”），且其它诸多假命题都与这个假命题有关。 （一）民族传统文化差异命题忽视了民族文化的共性 近代则决定了民族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差异。在这个命题之下，论者通常强调不同民族在基本价值判断和心理倾向方面的差异。多数重要经济学家否认民族的实际文化传统有重大差异。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一切人类的心理偏好是一致的。斯蒂格勒的贝克尔的研究认为，个人的偏好没有重大差别，爱好差别可以简化为费用的差别。（M.W.里德：《芝加哥学派》，《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卷，第454页）这种看法也被舒尔茨所接受：“……这种偏好和动机在多种不同社会都基本是相同的”（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版，第26页）。这个判断的意思是说，人们的心理偏好是基本一致的，但由于后天教育以及环境的不同，不同的民族在满足相同的偏好时，支付的成本会很不相同，出于利益的考虑，人们会找到一个均衡点，使得心理满足的边际效用与实际的货币支付的边际成本相等。由于实际货币支付的边际成本在不同民族之间可能有重大差别，所以不同民族表现出不同的外在心理偏好。 经济学强调人们之间的共性。我们已经熟悉从古典经济学开始的“经济人”假说，把经济人描述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这个假说有两层涵义，一是说，人总是追求自己个人的利益，人是利己人；二是说，人可以把握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人是理性人。一般而言，这是一个具有普遍现实性的假说，但这个现实性却经常受到怀疑。由于许多怀疑不无道理，后来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发展了这个假说，使这个假说的内容大大丰富了。 一方面，从利己人这个层面看，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行为者追求预期效用的最大化，这个效用应该满足行为者各种各样的偏好，不仅可以满足诸如对苹果、橘子等有形物品的偏好，甚至还可以满足伦理上的偏好。这样一来，经济学把现实生活中的人的行为差异看作是偏好或者效用函数的差异，甚至少数人的些微的利他主义，也被看作他们的特殊的效用函数，而不是背离一般原则的特例。此外，人的利己主义特性在斯密那里尚未包含损害他人的意思，而现代经济学的许多作者则认为，在条件适当时，利己人会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搞机会主义。 另一方面，从理性人这一层面看，现代经济学已不再坚持行为者有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算计能力，而是认为经济行为者通过估计每种结果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及其效果，来估价他的行动的预期效用。行为者当然受到信息获取成本以及自身信息处理能力的限制。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尽可能地作出合理的决策。基本观点仍然是，经济行为者是理性的，他们在各种约束的限制下，追求预期效用的最大化。 人的理性甚至是一种心理倾向。著名“心理分析学派”学者C.G.荣格在1933年的著作中说：“根据我们理性的假定，凡事都有它的自然规律与可以觉察出来的原因。对此我们深信不疑。像这样的因果律就是我们人的最神圣的信条之一。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不允许任何无形的、专断的和所谓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喜好秩序井然的人难免会厌恶偶发事件的发生。偶发事件经常会打破常规，使预料的事情失去常态，因而让人有无所适从之感。我们对无形力和偶发事件都感到厌恶，因为他让人感到好像有某种鬼神或外在之神在作祟。……由于这些都违反理性原则，所以自然会被唾弃。”（荣格：《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124页）按照这个观点，人类还有厌恶冲突、寻求秩序的心理倾向。 中国古代就有利己人假说。尹文子云：“今天地之间，不肖实众，仁贤实寡；趋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贤偏多。今以礼仪招仁贤，所得仁贤者万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得不肖者触地是焉。”（转引自梁启超：《管子评传》，载《诸子集成》，上海书店版）《庄子·盗跖篇》称：且夫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恶待就，故不待师，此人之性也。孔子和管仲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只是被后来的论者忽视而已。 理论是用来解释社会的假说。上述关于普遍人性的理论可以看作一种假说，相反的理论（如性善论等）也可以看作一种假说。两种假说似乎都可以找到例证来获得支持。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以前一种假说为基础来设计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常常在功能上具有可靠性；而以后一种假说为基础来设计制度，常常导致一个失败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