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少数族华人的文化与认同

      除了新加坡，东南亚的少数族华人文化是一种亚文化群，这是因为少数族华人社区并没有构成东南亚国家的主流社会。作为从属的社区，东南亚的少数族华人对其认同，总是感到不安全与模棱两可。这种不安全感促使他们去改变并适应这个地区快速变化的政治的与经济的环境。东南亚华人正在改变的认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显得最快。追根溯源，这场战争在东南亚华人认同变化中引起了两种新的趋势。首先，大多数东南亚华人于1942年与1945年间在日本统治下惨遭暴行。他们一直是更加依附于居住地，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用自己的鲜血帮助抗击日本侵略保卫领土。这种当地归属感的增长导致战后时期当地认同的发展。其次，东南亚本土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不断地要求少数族华人与居住国的利害相一致，而不是与在中国故土的相一致。西方列强从东南亚撤退与1949年晚些时候以后中国大陆对移民的严格控制，更进一步把华人社区从强有力的外部影响中挣脱出来。

      设想东南亚华人社区是始终如一的实体以及它们对变化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条件的反应完全相同是荒谬的。事实上，东南亚华人文化上的变化是随社区所在的地方和规模同化的程度以及政府对华人的政策的不同而不同的。在诸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国家，华人社区的规模大，同化的程度小，对华人的政策容忍与随和，少数族华人文化就得到更好的生存，而且显示出发展的迹象；而在诸如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和缅甸等国家，华人社区的规模成比例地小，同化程度较大，政府的政策较少宽容，少数族华人的文化就迅速削弱。

      王赓武教授关于东南亚华人多种认同的理论，在历史上是正确的，但看上去这个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失去影响力。越来越多的注意力开始集中于这个地区华人的政治认同与少数族认同上。一般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的或国家的认同随着东南亚政治形势的迅速变化变得更强烈。华人民族同一性的式微有助于加速当地认同的进程。除了数量非常少的年迈的中国出生的华人以外，东南亚压倒多数的华人把自己认同为马来西来人、印度尼西亚人、菲律宾人和越南人等等。这个趋势继续增强，将最终导致所有东南亚华人认同于居住国。中国作为全球强国的兴起，以及近年来，东南亚华人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投资，并没有逆转这个趋势。这个地区的一些观察家和西方的一些学者所持的关于东南亚少数族华人凝固的理论大体上是无事实根据的。这是基于对中国的猜疑与惧怕。恰恰相反，中国近年来已力求与东南亚的许多国家改善关系，而且长期以来采取鼓励少数族华人加入当地国籍的政策。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在1955年与印度尼西亚政府首创解决双重国籍问题。中国事实上近年来更加向东盟国家接近，最近还通过宣布人民币不贬值来支持东盟政府稳定货币的努力。

      少数族华人政治上的认同不应该成为问题，更不应该理解成为问题。不要认为东南亚少数族华人会抱有推进中国在这个地区的政治利益而牺牲居住国的想法。少数族华人的经济认同也不应该理解为东南亚的一个问题。未来的东南亚华人投资者，不论他们对在中国的祖籍地怀有多强烈的感情，如果没有赢利的机会，也不会把自己的资本冒风险在中国投资。他们在中国投资的决定是以利润和市场的巨大潜力作为动机的，因为那些精通中国语言的投资者会感到他们比其他投资者更具有竞争的有利条件。惧怕少数族华人在中国投资会牺牲东南亚国家的发展也是无根据的。东南亚应该集中考虑的是少数族华人的认同问题。少数族华人的认同包含两个重要的成分：躯体的认同与文化的认同。就少数族华人在躯体上与本土的或其他少数族群相比较可以看作是同一的而言，少数族华人的认同会坚持下去。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只有通过给予鼓励或帮助清除某种社会障碍来帮助加速通婚的进程，而不能通过法规来强迫人们通婚。这种躯体认同的过程是缓慢又难以觉察的。

      文化认同是东南的少数族华人认同的持久力的关键。费雷德里克·巴思在1960年代晚期指出，少数族的分界线可以不受人员绕着界线流动的影响而坚持下来，少数族的区分不受缺乏社会互相交流和接纳的影响，而文化的差异则可以不顾少数族相互接触与相互依存而持续下去。就东南亚而言，少数族华人文化不顾少数族相互接触与在经济上与这个地区的本土人民相互依存而坚持下来，少数族华人文化在这些国家里是特别强的，在那里华人不是可以忽略的少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少数族华人的同一性很强，因为少数族华人文化得到很好的防卫。应该注意到的是，少数族华人文化并没有认同于中国大陆或台湾的中华文化。少数族华人文化，在信仰、价值、习俗和文化表达方面都染上很强的东南亚当地色彩。马来西亚的少数族华人文化的当地化就是一例。就马来西亚而言，这个过程曾经被称为华人文化的马来西亚化。当然，这个过程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和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之前很久就开始了。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在独立前的马来亚和马来西亚，这个过程缓慢又难以觉察，而这是与当地环境与需要相互作用的自然结果。然而，马来西亚的进程在1963年以后加快。为了对自1971年起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来自政府的加压作出反应，马来西亚的华人建立了文化组织，推动传统的文化活动，诸如狮子舞、龙舞、中国书法和中国绘画班、中文诗歌朗诵、中国民间舞、中国烹饪，中国茶饮和中国音乐。在振兴传统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对传统的形式与马来西亚的需要相结合作了尝试。这种尝试的结果是一种具有浓厚地方风味的新文化形式，1988年6 月以“二十四节令鼓”闻名的鼓手戏班的成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戏班的形成从中国节日大鼓的作用及其对听众的影响中得到鼓舞。在传统上，庆祝活动以狮子舞或龙舞居前，由二至四个鼓手可交替地击打一只或两只大鼓。鼓声产生节日气氛中所起的作用极大。从大鼓的威力与影响中受到鼓舞，柔佛州的两个华人艺术家陈惠仲（Chen Huichong ）和陈赛芳（ChenZaifan）开始构思建立鼓手戏班。首先，他们组建有9个鼓手的戏班，然后扩展到20个鼓手连同20只大鼓。每只鼓刻上中国书法，以产生艺术效果。二十四节令鼓戏班在重大节日的公开庆祝活动中演出。然而，正如一位观察家所告诫的那样，过份强调传统华人文化的演出与展示。可能出现新的马来西亚化的华人文化留于表面而没有多大实质内容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