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对“俄化派”的共产主义者茅盾和“西化派”的自由主义者胡适进行个案考察之后，我把视角转向新文化运动中的“学衡派”，即文化保守主义者。这是建立在一种文化比较视野上的相关的学术活动。在学术研究的具体运作中，我追求一种内在的支援和互见。这三者共同处在一个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震荡之中，有彼此的关联和相互作用，更有十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多元的互为制衡。 任何一种思潮的形成和传播，都有相应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支援，身处其中的文化人，必然负载着一定的文化使命，自我身份的显示和文化意义的理性承担，都使他们在思想、学术，乃至文学艺术的发散时，表现出自身的意义守护。每一种主义，在形成和发散的具体过程中，都有规范自己的理性的道统。信奉和坚持，既是文化人的意识显示，又是其思想的意义蕴涵。 新文化运动带动了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全面激进，其思想背景和外在的思想资源是欧美启蒙运动和科学主义思潮。启蒙运动是与传统相对立的，其手段就是理智，目标是个性解放和思想文化上的反叛传统。这种启蒙意识发散到科学、艺术和公共生活的多个方面，并迅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空间。与启蒙运动相伴随的科学主义思潮则对人的精神加以更为理性的规范。E ·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强调：“科学主义与传统是敌对的，因为它只承认被认为建立在科学知识之上的规则，而这些知识又与科学程序和理性分析密不可分。那些没有科学根据的实质性传统应该被取代。”（注：E ·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第3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胡适都信奉科学主义的威力，具有十足的科学功利主义色彩的实验主义与传统的人文主义是敌对的。这时，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者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都表现出了强烈的非理性化的倾向，即道德热情：道德化的谴责、批判和道德化的维护、坚守。在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崩溃之后，激进主义者推崇个性和现实的体验；保守主义在对于想象中的过去的依恋中，企图重建过去文化形态的精神家园，或寄希望于新旧、中西的调和。 余英时先生在1989年9月香港中文大学25周年纪念演讲中， 从思想史上为激进与保守这两个观念性问题提出了一个解说：“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例如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相反的，在一个要求安定的时代，‘保守’常常是思想的主调，而‘激进’则发挥着推动的作用，叫人不能因图一时之安而窒息了文化的创造生机。”（注：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6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年出版。）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在内部危机和外在冲击下，一直趋向于激进变革之途。中学与西学、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对立。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倡导者，多把传统文化当成现代化的最大敌人。这样的思想背景中，《学衡》坚守中国文化的道统，以保守主义的姿态出现，他们面对的是整个激进的时代大潮。而“学衡派”文人的思想师承则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白璧德认为世界所有伟大的文化的古典传统已经受到来自思想上的科学理性主义和艺术中的浪漫主义的威胁。他把“古典的”和“浪漫的”范畴提高到人生态度的高度。认为“古典的”代表历史的审美、伦理标准，以及个人精神生活的“内省”，它象征着秩序和组织；而“浪漫的”则代表着所有标准的丧失，个人感情和集体生活的失控。从新文化运动始，持保守主义的林纾、章士钊、章太炎、王国维、辜鸿铭、梁漱溟，以及“学衡派”的主要人物，在皇权解体和“帝国儒学”失落之后，几乎没有政治上的企图和作为，他们没有对旧政体的重现抱乐观态度，他们所表现出的只是反映民族感情的文化保守主义，与那种极力维护现行政治秩序的保守主义几乎无涉。这种过分珍视过去传统的理念和价值的文化保守主义，在文化心理上所显示出的主要是集体的民族自豪感和身份的归属感。他们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制约和批评，也主要是从这方面进行的。 保守主义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是以三位一体——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这三者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出现的。本杰明·史华慈认为这三个范畴共生的理论说明，它是在一个共同的观念框架中运作，而这些观念产生于欧洲历史的特定时期（注：本杰明·史华慈：《论五四前后的文化保守主义》，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第15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保守主义作为激进的法国大革命的反动，同时也是启蒙时代（“理性时代”）某种倾向的“辩证的反动”。启蒙运动的一个主要趋势，是要寻找人类困境和罪恶的根源，改变个人生存中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从思想上确立新的路向，以解决现实问题。行为中的乐观色彩和社会文化批判中的偏执，同时也给保守主义以可反动的余地。在20世纪的中国，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前后，政治势力和社会影响都难以改变历史的进程（帝制和复辟都无法成功），民族主义的成分明显居于主导地位，并以文化的守成作为与激进主义相对抗的阵地。所以，当新文化运动高涨时，林纾希望借助和呼唤的政治上的“伟丈夫”也不可能到来。 在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1915～1923年）的历史行进中，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一直作为激进的新文化思潮的反对力量存在。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从学理上抗拒“新青年派”文化激进主义思想的是“学衡派”。二者交锋的场地主要是文学，并由此发散到人生信仰、学者精神、学术研究，以及整个新文化思潮。 《学衡》创刊于1922年1月。 此时正是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新潮》文化激进主义文人群体分化，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全面获胜，且由北洋政府教育部下令，白话文成为中小学课本书面语言之后。尤其是新文学已进入创作的实际收获季节，且新文化阵营中的一部分人，由思想文化上的激进，迈出了政治上激进的新的步伐，《新青年》也迁回上海，成为勃兴的共产党组织的中央机关刊物。因此， 胡适在这年3月（1922年）写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长文时，针对《学衡》的“学骂”（注：《胡适的日记》上册（1922年2月4日记）， 第258页上说，“东南大学梅迪生等出的《学衡》，几乎专是攻击我的”。胡适同时在这天的日记上写有打油诗，讥讽《学衡》是“一本《学骂》”。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写道：“今年（1922年）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登出几个留学生的反对论，也只能谩骂一场，说不出什么理由来。”（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作品集》，第8册，第147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他还进一步指出：“《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作品集》，第8册，第149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胡适不屑于回击“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攻击，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这几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