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文化圈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国际性特殊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历史、文化的一个单位，她不是单纯的地理、经济、政治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或政治实体，而是与地理、经济、政治有一定关联的历史文化概念，是一种无约束的、近似的文化共同体。儒教文化圈特指在历史以至于现代，接受儒家文化重要影响并且成为某种民族精神主导的那些区域或国家，大体包括中国、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国家。本文主要是从思想文化即观念文化角度探讨儒教文化圈的现代化道路，旨在深入揭示儒家文化的国际影响与现代价值，探索亚洲现代化模式的文化背景与特征，思考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方向。 一、历史形成的儒教文化圈 历史是丰富多彩的，研究历史的方法也是多样的。对世界现代史产生过强大冲击力的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代表历史文化形态学的《历史研究》这部巨著中，独树一帜地把人类历史划分为23个不同的文化或文明地区（也可称为不同的文化或文明社会）：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朗社会、阿拉伯社会、印度社会、远东社会、古代希腊社会、叙利亚社会、古代印度社会、古代中国社会、米诺斯社会等等。他认为远东社会还可划分为中国、朝鲜、日本社会。从而发展了研究历史的“文化形态学”理论与方法，这不但是历史研究方法论的重大突破，同时引起了东西学者们对于人类文明或文化的普遍关注。因为这种理论的核心是把社会文化或文明作研究历史的基本单位，把文化或文明看作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因而大大地推动了人类文化史或文明史的研究。 汤因比认为，远东社会包括中国、朝鲜、日本具有同一类型的文化，受到某种同样文化的影响。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在其所著《八世纪的欧亚大陆》一书对当时形成的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做出了深刻地研究与叙述。他认为公元8世纪东亚诸国（包括日本、新罗、 安南等）为了发展自己，积极学习唐朝的制度、法律、艺术、学问、思想、技术、文学、文字等，“呈现出以唐为中心的共同文化圈。这一文化圈的成立，在此之后长期决定了东亚民族和文化的状况，从这层寓意来说，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认为它可与地中海一带罗马文化圈的成立在西方历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性相提并论。”（注：《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1页。） 文化圈的存在是历史事实，也是人类多元文化化繁盛灿烂的表现。当时有希腊文化、叙利亚文化、阿拉伯文化、埃及文化等等，然而带有国际性重要影响的文化是以唐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和地中海一带的“罗马文化圈”。江上波夫认为8世纪的日本接受了唐文化，向大陆都市文明发展， 方始获得了进入世界共通的文明体系的机会。当时的唐文化是在带有胡俗、胡风的北朝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其深层的精神层面、制度层面主要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发展到两宋以后，新儒家文化逐渐占据上风，重新成为官学。这段思想史的演变，决定并影响了“东亚文化圈”或“唐文化圈”的文化内涵，也跟着发生了变化。“东亚文化圈”或“唐文化圈”越来越表现为“儒家文化圈”或“儒教文化圈”。日本在江户时代建立了自己的儒学或朱子学并且发展成为官学，在全国自上而下地推行，孔子成为受全国尊重的圣人，儒学精神渗透于日本的精神领域各个层面。朝鲜半岛自西汉以后即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李氏王朝时代曾把作为新儒学的朱子学视为国家正统思想，统治长达五六百年之久。特别是培养出了李退溪（1501—1570）这样的大儒号称为韩国圣人，对儒学作出了重要发展。韩国不只是受儒学影响，而且是比较儒学化了的国家，建立了韩国自己的儒学。韩国至今在全国保持“乡校”的群众性普及儒学教育的文化机构，在成均馆设有全世界唯一的专门研究儒学的高等学府儒学大学、儒学系，在成均馆春、秋两季还进行“祭礼”奠礼。韩国在儒学研究方面特别重视，不仅研究韩国儒学，也研究中国儒学、日本儒学。釜山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金日坤教授对“儒教文化圈”进行了专门研究，著作《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经济》一书，认为儒学在日本和韩国“是最具优势的传统文化，至今仍作为秩序和原理而生存”，“儒教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由于儒教伦理具有与其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注：日本《东亚比较研究》，1988年第2期。） 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传统文化氛围来讲，应该承认韩国是当代社会中受儒学影响最深，也是最普及的国家。韩国的国旗是一幅鲜明的《周易》八卦图案，中间绘制的阴阳鱼，表明阴阳两极，是世界的开始，阴阳鱼的周围配以乾（三）、坤（三三）、坎（三三）、离（三三）、四卦，是天地水火万物或万象更新。韩国纸币的千元票面图案，绘制有韩国圣人“海东朱子”李退溪的头像。这些都反映了韩国民族的精神方向，也说明这个国家儒学化的程度。韩国学者撰著了丰富的儒学著作，推动了东亚地区的儒学研究。 儒教文化圈的影响扩展到东南亚地区，主要是越南、泰国、马来亚等国。越南在历史上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在秦始皇时代，中央派往南海的地方官赵佗，由于地处边陲，发展势力割据南海、桂林、象三郡，并于公元前207年建立了南越国。赵佗以儒家思想、 仁义礼智训化国人，移风易俗，治国安民。从此，儒家思想开始传入越南。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灭南越国，设郡县，以后历朝出任越南的太守、 剌史都把大量的儒家经书带到了越南。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全书》、《安南志略》、《越鉴通考总论》对此都做过详细记载。公元939 年越人宣布独立建立吴朝政权，继续在越南推行儒学。据历史记载后来继起的李氏王朝李圣宗神武二年（公元1070年）“修文庙，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画七十二贤像，四时享祀，皇太子临焉”。（注：《大越史记全书·本末全书（卷之三）·李纪（二）·圣宗皇帝》。）1076年又设国子监，选文职官员入学儒经，以儒治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1884年签订《顺化条约》，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才发生了变化。据此可以说越南的封建社会是以儒学思想为正统的，儒学思想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各个层面。现代的越南有一段是南北分治的。北方由于受到中国大陆的影响，有一段时间对儒学进行过批判，近年来又转向肯定儒学的价值。南方一直是推崇儒学，建立有孔学会和儒学会。还把孔子诞辰日9月28日定为教师节。越南学者西贡大学教授梁金定在1987年台北举行的“国际孔学会议”上发言，强调“儒学不只在中国一直是显学，同时它的发展对东亚每一个国家都有其贡献，所以应为亚洲设一个‘道场’以保存东方文化特性。”（注：《孔子研究》，1988年第1期。） 新加坡是近代兴起和独立的国家。由于19世纪中叶开拓新加坡的大量是华人，至今华人仍占全国人口的76%，很自然的把中华文化带进了新加坡。据《兴建崇文阁碑记》，当时提倡“读孔孟之书，究洛闽之奥，以宏正道，宪章文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1965年新加坡宣布独立并使自己的社会经济腾飞之后，社会的伦理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急剧地变化，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物质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对固有的传统价值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当时的国家总理李光耀说“看到了这种倾向，我们决定在学校里教导儒家道德课程和其他的宗教科目，以加强家庭的影响力，目的是要防止新加坡社会过渡的西化。”（注：1994年10月5日，在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这就是新加坡80 年代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开展新儒学运动的历史背景。80年代新加坡成立了专门研究儒学的机构东亚哲学研究所，聘请了有名的学者研究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重新认识儒学的现代价值，推动了世界性的研究儒学热潮的到来，剌激了东西方学者对儒教文化圈以及东方现代道路的关注。儒学研究已经超越了中国，超越了儒教文化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