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近100 年变革图新的实践，一直伴随着观念层面的冲突与交融。本世纪最后的20年，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真正迎来现代化曙光的历史阶段。也正是在这个期间，文化的冲突、观念的碰撞、思想的互渗、价值的并行，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多元景观。总的来看，有三种文化在当今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即官方主导文化、民间大众文化、学界精英文化。在前面两者之间，既有碰撞，又有渗透，既有对抗，又有宽容；而精英文化，则是扮演了历史批判者的角色，它的价值，将在全面现代化实现的过程中得以展现。 一 主导文化（或称主旋律文化），是表达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毫无疑问，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表达国家意愿与统治层根本利益的官方意识形态。虽然在不同国家和时期，它的表现方式很不相同，但实质都是一样的，即都建立在国家权力的基础上，因而无不表现出权威性与强制性来。想要否定这一事实，或反对这一事实的合理性，是幼稚可笑的。因为合法性正是主导文化之合理性的基础。任何一种主导文化，必然以其巨大的权威力量来引导、规劝、灌输官方的价值观，因而对一切非官方的文化形态保持了高度的警觉。 在当今中国，作为主旋律的正统意识形态，以突出党的领导、坚持基本路线、弘扬革命传统、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基本特征。无论在理论界、教育界，还是在新闻出版界、文学艺术界，都强烈地、毫不含糊地表现了主旋律的文化取向，表现了反映国家意志和大众根本利益的正统价值观。近年来对“五个一工程”的评选、对高雅艺术的倡引，以及“红色经典”的复出等等，无不体现了正统的价值观。它们通过各种传媒，非常适时地传向了四面八方，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传播了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美化了现实中的理想人格，从而长久地和阶段性地形成了浩大声势，对大众造成了不可抗拒的影响。 尽管这种主旋律在今天仍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也尽管国家对非官方的文化品类仍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我们毕竟看到，与改革开放以前那种“一体化”、“一元化”的正统规范相比，现在的主导文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宽容，主旋律的弘扬与“多样化”的实施并行不悖。改革开放以前，尽管多样化一直是党的文化政策的组成部分，然而它在大部分时间里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口号的水平上，很少在实践层面得到表现。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的一体化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全国民众能读到的书除了马列毛经典之外，已几乎没有其他，八个“样板戏”成了八亿人民仅有的娱性消费。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逐渐将“多样化”、“大众化”当成了真正的文化策略，以便唤起民众被长期压抑的审美需求，通过多方面满足这种需求来缓解群众对过去那种“阶级斗争文化”的反感，使之统一到已经调整过的官方意识形态上来，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国家发展战略。因此，“多样化”、“大众化”策略的出台，与真正的“大众文化”（即市场文化）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它说到底，仍然是主导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具有明确地教化内容。国家在实施这种策略的过程中，一方面的确是为了填补民众对文化娱性功能的要求，更重要的却在于通过浅显易懂、形式多样的方式，使民众在不经意的娱乐中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要求，正所谓“寓教于乐”。因此，作为官方主导文化的一种“转译”，近十几年来经由政府投资、策划、动作的“通俗”、“大众”娱乐作品占据了各种传媒的显要位置，在“五个一工程”、“精品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固然不乏以说教为主的作品，但“寓教于乐”的作品却占了绝大多数。这里面，既有表现历史英雄主义的《大决战》，也有反映古典伦理精神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体现变革时代的中国现实生活的《情满珠江》、《和平年代》。这些作品，均不像大众文化的产品那样是一次性消费的文化复制品，而是具有恒久的文化价值，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可以根据新的需要而得到再现。 与一体化年代那种官方文化的绝对权威相比，今天的“主旋律”的权威性受到了不小的削弱。大众化、多元化虽然是官方的一种意识形态策略，但这种策略的出台也实属无奈，它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市场文化（大众文化）的浸染，而在形式和内容上则发生异变。关键在于，国家将经济建设作为100年不可动摇的中心任务，而历史证明，市场化乃是国家经济得以腾飞、国家物质力量达到国际水准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要求，又必须对思想文化时刻加以规范。于是这两者便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具体地来说，基于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主旋律，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认同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因而“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作为市风是必然会受到抨击的。然而，国家从80年代开始已步入市场经济的轨道，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市场化已成为反映国家根本利益的发展模式，因而受到官方的一再首肯与倡引。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竞争是铁的规律，利益的追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成功与失败面前，人们必须从容作出抉择。不允许任何的温情；以前那种以公平为主导、以效率为附属的价值定位，在市场经济中正好调换了位置。因此，要实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化”、“多样化”策略，就必须默许人们对物质欲望的满足和对世俗享乐的追求，而这又与主旋律的根本要求格格不入。 正是这种内在的矛盾，造成了当今中国的文化冲突。一方面，党和中央政府一再倡导传统美德，反对见利忘义和腐败行为，反复宣传和颂扬具有典型意义的人格（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另一方面，不仅普通民众对金钱充满了向往，而且国家公职人员的贪污腐化、挥霍无度，同样以“示范”的方式对社会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当人们目睹明星们高唱主旋律、歌颂时代英雄的时候，也看到了他们毫不掩饰地索取高额出场费。金钱在这个时代已成了一个无处不在、无往不胜的尺度。人们虽然对精神文明表示了由衷的拥护，却同时对它在实际生活中的支配力表示了相当的怀疑。 但也应看到，官方主导文化的宽松，的确适应了多样性文化生态的形成。政府对那些以暴利为目的的文化制品，以及那些过分猖獗的黄色、黑色文化运作，一般只能采取运动式的手段予以阶段性的打击；而在多数情况下，这类制品与动作却呈欣欣向荣之势。这种情况多少反映了主导文化的无奈。另一方面，政府却主动采取措施，对一些它原先不予接纳的“大众娱乐方式”加以改装，使之成为可以“融入”主流文化的品类。比如，最近国家体育和文化主管部门已公开提倡把麻将作为一种健康、文明的竞技体育项目来推广，这多少表现出对来势汹涌的大众文化的包容与让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