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下旬，克林顿在科索沃战争结束之后到欧洲跑了一趟，21 日在斯洛文尼亚郑重其事地提出了一个人称“克林顿主义”的新概念。克林顿对他的“主义”所下的定义是：“这是一个我希望将来能得到确认的重要原则。如果国际社会有力量阻止种族灭绝和民族清洗，我们应当加以阻止。无辜的平民不应当由于他们所属的宗教或民族或种族而成为屠杀的对象”（注：美驻华使馆文化处英文新闻稿，1999年6月23日， 第2页。）。因此， 所谓克林顿主义就是美国据以进行海外军事干预的原则，其核心是“人道主义干涉”，实质是谋求以武力为后盾，强行推行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构筑21世纪对美国有利的世界格局，阻挡世界向多极化发展之趋势，将“安全全球化”变为“安全美国化”。这种政策取向将给世纪之交的国际关系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 总统“主义”成了美国“传统” 早在1823年，美国第5 任总统门罗在国情咨文中就在“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下，公然把拉丁美洲划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世称“门罗主义”。翻开美国当代史，不难发现，给政府的政策冠上总统之名，且以“主义”称之，以显得格外重视，这在美国似已成为“传统”。例如，1957年1月5日，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交咨文，要求国会每年拨款2亿美元“援助”中东， 并要求国会授予他在中东拥有使用武力的权力，以进一步排挤英法等势力，实现其独占中东的阴谋，因此有人称之为“艾森豪威尔主义”；1980年1月23日，第39 任总统卡特在国情咨文中称，任何外部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任何尝试都将被视为是对美国切身利益的进攻，美国将使用包括军事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打退这种进攻，（注：梅孜编译：《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时事出版社出版，1994年7月版，第656页。）于是美国欲强化与苏联对抗的“卡特主义”便告出笼；1985年2月6日，第40任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提出“有限撤回战略”，主张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美两次军事打击利比亚），被视为“里根主义”；里根的继任者布什执政时期正值东西方冷战行将结束之时，1989年5月13日， 布什发表了一个关于“超越遏制”新战略的重要演说，人们又冠以“布什主义”等等。人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美国“主义”政策有着明显的“外向性”，其意图有两个：一是反共排共，二是要称霸世界。克林顿政府在科索沃的所作所为，说穿了就是这么两条。 美国的干涉主义由来已久 美国的干涉主义由来已久。早在1904年，美国第26任总统罗斯福就在国情咨文中指出：“在美洲和在其他各地一样，如果有那一个国家祸乱时起，政事弛废，结果使文明社会的关系为之破坏，最后一定需要由某一个文明国家出兵干涉。这就会迫使美国不得不对那些公然目无法纪或政事弛废的现象执行国际警察的权力”。（注：The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s of The Presidendts of The United States,VolumeⅡ,P523.）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干涉主义”的理论基础。据此，在二战之后，美国一直将谋求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新理念向全球推广视为己任，以打击“共产主义威胁”之名，多次以国际警察身份干预国际事务，插手别国内政。苏联解体，华约不复存在，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甚嚣尘上，独霸全球的野心也昭然若揭：在欧洲推行北约东扩的同时，它还在亚洲推行西进政策。抓紧短暂的战略机遇期，在全球各大战略要点上“投子布阵”，遏制多极化进程以巩固其“一超独霸”地位，妄图担负起所谓“领导世界”的使命。因此，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美国军队部署的规模更大，用兵更加频繁，达20次之多，其中对别国进行的强力武装干涉就达9次之多。 面对美国在人道主义旗号下制造的一幕幕人道主义悲剧，人们不禁想起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殖民主义横行的那些黑暗日子。然而，与那时的列强相比，美国现在的行径，似乎还不只是简单的重复与轮回。事实上，美国正在全球范围推行的是一种所谓“新干涉主义”——一种为了攫取更多的战略利益，强行使用政治施压、经济制裁、军事打击等手段，处理国际事务，以干预影响别国事务的政策和行径。美国在科索沃的所作所为就是这种新干涉主义的一次丑恶表演。 “新干涉主义”“新”在哪里 较之传统的干涉主义，高喊“为价值观而战”的“新干涉主义”，也不是一种全新的货色。它“新”就“新”在“人道主义干涉”这种老牌帝国主义理论，在新形势下的花样翻新，死灰复燃。他们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提出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内战非内政”、“主权有限论”、“边界不定论”等新的干涉理论，为今后在世界其它国家进行干涉寻找“理由”，把干预从区域化推上了“全球化”，且更具随意性、进攻性和威胁性，会造成极其有害的世界政治的灾难。这主要表现在： 一，大大削弱了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主导地位和作用，破坏了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现行集体安全保障体制。美国开始倚仗自己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与联合国分庭抗礼，置国际公理于不顾。美国以往的干涉行动往往是“挟联合国以令天下”，最近的干涉行动则公然蔑视联合国的权威，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即向联合国其他合法的成员国诉诸武力，显示了其对联合国的“独立性”。在推行新干涉主义时，全然不顾《联合国宪章》和其他相关的国际法准则，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越来越对安理会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把自己凌驾于联合国之上。《联合国宪章》第一章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联合国大会1981年12月通过的《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规定：“各国有义务不对其他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或干预。它们不应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以侵犯已经获得承认的国界；不应破坏其他国家的政治社会或经济秩序；不应支持其他国家内部的叛乱或分裂主义活动……”，“它们不应利用或歪曲人权问题，作为对其他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的手段”。美国公开扬言要推翻一些中小国家的合法政府，并任命负责伊拉克和我国西藏人权事务的协调官，显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的上述规定。 二，异化维和功能，由“劝架”变为直接参战。联合国明确规定，维和行动只能在得到交战各方邀请的情况下才能实施，维和部队必须严守中立。而美国在维和行动中却明显偏袒交战一方，甚至成为冲突的第三方。特别是在北约空袭南联盟的干涉行动中，美国始则偏袒科索沃分离主义势力，继之试图以武力迫使南联盟接受其向科索沃地区派驻维和部队的条件，使维和行动带上了强制性的色彩，维和行动成了美国推行新干涉主义、干预他国内政的借口。 三，改变北约性质，使之成为美推行新干涉主义的工具。北约是冷战的产物，原是一个地域性的“集体自卫性”军事政治组织，其防御范围仅限于成员国的区域内。然而，美联合北约部分成员国向其防务范围以外的南联盟实施军事打击，这不仅是北约自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实战运用，而且也使其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自卫型向进攻型转变，由区域性防御组织向地区性甚至全球性“危机干预组织”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