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以来，现代化以科学技术为推动力，实现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转换，使工业文明渗透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另一方面它也不仅仅是一种工业化、全球化的自然演变过程；在当代，它是世界各国自觉追求的战略目标和高尚理想，成为全人类主观能动性、历史创造精神的伟大体现。（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7页。）现代化既然是世界性的社会转型，它所带来的必然是一个现代世界体系。世界的现代化发展制约和规定着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走向。为了把握所研究的关系，有必要先确定建立相互关系的每一个体在整体结构中的位置。国际关系的研究同样也是如此。只有对参与国际事务的各国进行比较客观的角色定位，才能使我们比较理性地把握一国与另一国之间的关系特征，才能从千头万绪的国际关系中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只有按照现代化发展阶段与范围的时空概念，才能比较准确地对我们所研究的国家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定位。本文试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思考： 一、现代化与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 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主权国家为其重要的主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主权形式上平等的国际政治体系。 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形成，在欧洲起源于15—16世纪的领土兼并战争和强大政治中心的建立，出现了若干主宰世界事务的大国；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等地则起源于欧洲列强的殖民瓜分、压迫所激发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及其实践：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果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民族国家，从而奠定了当代国际关系的主体。从表面上看，主权民族国家的形成有赖于政治运动和政治革命，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两者都归因于近现代商业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归因于现代生产方式向全球的扩张。对先进民族来说，现代生产方式的扩张，需要国家暴力的支持和保障；对于落后民族来说，维护自己的生存权，特别是通过引进现代生产方式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同样需要国家暴力的支持和保障。全球性经济联系及分工体系的建立，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国际竞争，参与竞争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必然要求国家暴力的支持和保护，从属于一个个独立的主权民族国家。它们之间的剧烈竞争，促使它们把民族国家的利益和权力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逻辑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可以这样说，只要国际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的继续存在，主权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舞台的主角。 但是，随着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随着现代化在全球范围的不断扩展，以主权国家为唯一行为主体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正在受到日益严重的挑战。如果说，在前4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跨越国界， 谋求国际统一”的运动仅仅表现为如天主教秩序的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等意识形态的诉求；那么，今天，首先是由于持续了半个世纪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信息存在形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互联网世界中，国家疆界被严重侵蚀；其次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尤其是资本的大规模跨境运动，在民族主权的旁边，树起了一个同国家权威分享资源的新权威；第三是区域性（跨国）或全球性（跨区域）国际组织、集团为协调国际经济关系和建立国际市场秩序，要求从独立国家那里获得主权让渡，从而对国家权威构成制约因素，国与国的双边关系开始向双边与多边关系交叉共存的状况转变；最后，除了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以外，拥有绝对竞争优势的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完成了民族国家的重建（其特征是民族主义消退，欧洲的一体化是最突出的的例子），（注：张剑荆：《一场新的反体系运动》，载1999年6月18日《中国经济时报》。 ）使其得以利用其拥有的技术、资本、军事优势，取代国际组织，在全球积极推行新战略，谋求摆脱主权国家至上的原则约束。 二、现代化与国际局势：战争与和平 生存与发展是硬道理。在现代社会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存取决于其发展的速度和程度。为了生存与发展，决策者必然选择各种有利于其生存和发展的方式。战争与和平，通常被认为是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基本选择，也成为世界局势演变的两大趋势。 在世界历史上，战争就是运用暴力工具的政治。在现代化早期，战争往往成为新兴的革命因素与传统的保守因素进行较量和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但是，实际上，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战争性质远非那么简单。通常人们所理解的革命性战争，既包括拥有先进生产力的现代主义、全球主义势力为扩展新兴因素、整合世界而进行的扫除政治障碍的革命性战争，也包括没有或少有先进生产力的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为争取民族的、阶级的生存权利和要求分享现代化成果而进行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性战争。如果说前者为效率而战，那么后者则为公平而战，他们都指向现代社会的大目标。因此，仅仅以是否直接拥有先进生产力来区分战争的性质恐怕难以得出正确结论。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人们通常注意到现代化早期现代新兴力量和传统陈腐力量进行的竞争，而忽视现代化发展到一定时期，处于相同发展阶段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兴力量之间为保持或获得领先地位而进行的竞争。现代世界的战争，不但曾表现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者为瓜分世界、争夺世界市场资源而进行的非正义战争，而且还大量表现为民族主义者、地区主义者为争夺边界领土、划分势力范围、控制局部市场、资源而形成的武装冲突。只要现代世界仍然处于无政府竞争状态，这种战争的危险随时存在。 今天，随着现代化在全球的拓展，爆发大规模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可能性似乎越益减少。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生产国际化的趋势下，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普遍化，马克思所预见的生产的社会化，达到空前发达的程度。世界日益联成一片，企业之间、国家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值得注意的是，过去落后国家对先进国家的“单向依附”开始转变为“双向依存”，使原有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俱损俱荣”的状况下，和平成为大多数政治家的理智选择。因此，有理由认为，发展带来了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和平与发展成为一对孪生姐妹。 但是，另一方面，现代化世界从空间上划分为中心和边缘地带的状况并没有改变。（注：Ⅰ.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处于贫困被剥削的边缘地位。即使有些国家获得一定的技术进步，但其成果终将通过不等价交换而成为发达国家囊中之物。据联合国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披露，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富国，拥有全世界86%的国内生产总值、82%的世界出口、68%的外国直接投资和控制世界74%的电话线。同样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最穷国家，在以上各个类别仅各占约1%（注：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http:/ /www.undp. org/hdro/report.html）少数发达国家的剥削，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在矛盾激化时，就会发生某些发展中国家组织人员针对发达国家政府企业的恐怖活动和某些发达国家针对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武装打击”之类的暴力冲突。可见，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是战争的温床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