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789（1999）05—0004—13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注：George T. Crane and Abia Amawi ed.,The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3.）。 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注：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中文版），第2章， 欧美大学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材和参考书大都也引用这一分类。 如上面提到的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t'l Political Economy和Jeffry A.Friden and David A.Lake ed.,Int'l Political Economy: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Wealth,N.Y.1991。但这划分并不是无可挑剔的， 比如英国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的理论（如她在《市场与国家》中提出的结构性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就不能放入这三类中的任何一种，尽管有人把斯特兰奇放入民族主义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理论，但都有一定的勉强。）。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注：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见时殷弘：“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及当代典型表现”，《欧洲》1995 年第3期。），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注：见时殷弘：前引书。），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 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注： EllHeckscher,Mercantilism,N.Y.1955,p.15.）。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注：Karl Pribram,A History of EconomicReasoning,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1983,pp.31-89.）。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注：《联邦党人文集》（中文版）。）。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注：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