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空袭南联盟刚结束，克林顿就以“战争胜利者”和“受迫害民族拯救者”的姿态于6月16日—23日前往欧洲访问， 并在斯洛文尼亚一个阿族难民营发表演讲，宣称北约空袭南联盟，是为制止民族清洗行为而进行的军事干预，是一场正义的、合法的战争，这种军事干预应得到不仅是美国、北约的支持，而且还需要世界上其他大国的支持，尤其是联合国对其的道义支持。（注：戴维·桑兹：《克林顿主义何处去》，《华盛顿邮报》1999年6月22日。 ）西方舆论将此次演讲看作是新“克林顿主义”（New Clinton Doctrine）的正式亮相，又称其为美国版的“新干涉主义”。 为美国称霸世界服务的“新国际关系理念” 新“克林顿主义”实际是克林顿“第三条道路”中外交政策的延伸，核心是“为在世界范围内停止民族清洗而进行人道主义干预”。其理论基础有三：一是人权高于主权。在国际社会中，个人是国家存在的理由，主权概念是为保护人权而产生的，当人权与主权之间发生冲突时，人权应高于主权。二是民主和平论。“民主”国家间较少以暴力方式解决相互间的争端，所谓“民主、宽容和尊重人权”的大同世界才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所有国家都应朝着这个方面推进“民主化”进程。三是扩展民主无国界。任何国家的政府不能以主权来掩盖其暴行，“如果冲突和难民、犯罪和恐怖主义任意越过国界，那么任何国家都不会安全，任何繁荣都不会稳固”（注：戴维·桑兹：《克林顿主义何处去》，《华盛顿邮报》1999年6月22日。）， 因此国际社会有权对一个国家侵害人权的行为进行人道主义的干涉。 此次美国率领北约以所谓的“制止民族清洗”为借口，空袭南联盟，就充分表明美国正将其“人道主义干涉”的新国际关系理念从理论阶段推入实践阶段。新“克林顿主义”的实质就是通过军事手段干涉他国内政，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所推崇的“民主和人权”价值观，最终建立符合西方大国利益的21世纪国际新格局。 出台的深刻国内外背景 新“克林顿主义”的出笼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它的形成与当今对美有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背景密切相关。 在国内：1、以克林顿、戈尔、 小布什等为代表的战后“婴儿潮”一代已成为美国政坛的中坚力量。他们成长于美国战后经济最繁荣的年代，执政于综合国力最强大时期，这种强势地位使他们的政策思想与里根、布什等老一辈领导人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对“民主”和“人权”的信念更加强烈，更注重通过实际行动来表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2、1993年， 克林顿上台伊始就宣布将发展经济、维护国家安全和推广民主作为政府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随着美国经济持续9年的稳步增长，综合国力急剧上升， 美国决策者们认识到，20年内已无一国家能对美国安全利益构成重大威胁。因此，经济和安全因素在美国外交决策中地位相对下降，而“宣扬民主”在外交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3、包括“白水事件”、 政治捐款案以及一系列的性丑闻把克林顿搞得灰头土脸，“总统信誉”在国民中受到极大损害，一心要挽回形象的克林顿在内政上又受制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而很难有所作为，因此，他力图通过在外交上的建树，以“划时代的功绩”为自己的任期画上圆满句号。4、2000 年总统大选的宣传战已经打响，各个候选人走上政治前台，克林顿为给自己的“接班人”——副总统戈尔当选铺路，急于争取国内各利益集团，尤其是军工集团的资金支持，因此，其外交决策将更突出为垄断集团服务的倾向性。 在国际上：1、近几年来， 世界大多数国家因受到经济危机不同程度的影响，纷纷放慢军事现代化进程，而“经济风景独好”的美国却凭借财政盈余趁机加大对国防建设的投入，加快新军事技术革命的步伐，在夯实军事干预物质和技术基础的同时，要进一步拉开与其他国家的军事技术差距。今年初，克林顿宣布1999财年国防预算将增加120 亿美元，6年内共增1000亿美元，这是美国冷战后首次大幅增加国防开支； 在对南空袭期间，克林顿政府又敦促国会追加战争拨款近300亿美元。2、冷战结束以来，包括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东欧国家以及众多亚、非、拉的中小发展中国家开始了“民主化”和“市场化”进程，但在此过程中，经济发展不断受阻，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内矛盾加大；国家间利益冲突增多，因缺乏有效的调和机制，致使武装冲突不断，这为美国进行干涉提供了潜在市场。3、“第三条道路”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 北约发动空袭后，意大利总理达莱马主张建立“民主国家联盟”来取代联合国，布莱尔相机抛出“布莱尔主义”；在北约首脑会议期间，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达莱马和柯克五位北约国家首脑就“第三条道路”举行研讨会，这都表明西方各国领导人在更广领域内具有共同政治观，使克林顿在国际上推行新国际关系理念有了众多合作伙伴。4、 在国际学术界，一些西方学者鼓吹，“旧国际法的反干涉体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冷战后的国际现实，许多国家内部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因被视为是“内政”而为世人漠不关心”（注：凯瑟琳·桂荷德：《国际法与科索沃战争》，《生存》（季刊）1999年夏季号。）；联合国成立50年来，未能有效制止国家间的战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滥用否决权往往使得联合国在处理一些紧急性的重大事件时常常陷于瘫痪（注：迈克·葛兰伦：《新干涉主义》，《外交》（季刊）1999年5／6月号。）。这些理论逆流都为新“克林顿主义”提供了支持。 新“克林顿主义”中的军事冒险性 近段时期来，美国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频频插手其他主权国家内部事务，这实际是利用军事手段，谋求在未来15—20年的“战略机遇期”内将对美全球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的力量消灭于萌芽之中，以“铸造”所谓的和平。而新“克林顿主义”正体现了美国未来军事干涉新特点。 干预的借口和范围更广。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往往被冠以控制种族冲突、制止民族清洗、维护人权、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合乎道德目的”的美名。干涉的地理范围更广泛，在传统势力范围之外又扩展到以南联盟为代表的属于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东南欧国家和地区，东亚的“潜在冲突”地区，以及高加索、中亚等涉及美“重大利益”的地区。过去一年是美国历史上海外用兵最频繁的时期，它先后对苏丹和阿富汗进行导弹袭击，对伊拉克和南联盟发动大规模空袭，军事干预频率越来越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