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广泛发展，70年代以来，土耳其的伊斯兰政治经历了许多变化，这从繁荣党和救国党之间的差异中可以看出来。本文拟探讨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这种变迁。 一、伊斯兰主义政党兴起的背景 凯末尔改革是以世俗化为特征的西化运动，旨在土耳其建立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改革力图使伊斯兰教退出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并将宗教组织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以世俗民族主义代替伊斯兰教作为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造成了以上层精英为代表的世俗文化和大众伊斯兰文化的分离。然而，随着凯末尔改革的深入和土耳其现代化的发展，伊斯兰教不但没有边缘化，反而日益朝着政治化的方向发展。 战后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成为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直接推动力。民主化虽仍是一种西化的改革，但却为宗教复兴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和条件，许多宗教组织在信仰自由的民主原则下活跃起来。各政党在竞选中对宗教的利用更是对伊斯兰复兴运动推波助澜。 战后，尤其是60和7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企业日益强大，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竞争力下降，他们在大工业产品的竞争下感到难以生存，转而从他们熟悉的宗教中寻求安慰，伊斯兰教成了他们维持现状、反对大资产阶级、表达对社会不满的工具。另外，经济现代化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特征，导致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这一过程在60年代加速发展。1950年75%的土耳其人居住在农村，1980年这个比例降到54%。（注：Mehmet Yasar Geyikdagi,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New york,1984.p.7.）涌入城市的农民居住在城市贫民区， 短期内不可能改变社会和政治观念；贫民区的艰苦生活环境、经常面临的失业危险使他们的希望破灭而心存不满，伊斯兰教遂成为他们斗争的工具。N.E.亚普认为现代土耳其的伊斯兰教是新的城市群体表达政治要求的载体，他认为救国党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 （注：M.E.Yapp. ContemporaryIslamic Revivalism,Asian Affairs,June 1980.pp.178-195.）在此情况下，伊斯兰因素在土耳其公众生活中的比重增加。麦赫迈德·亚沙尔在《土耳其的政党》一书中指出了这种变化的诸多表现（注：Mehmet Yasar Geyikdagi,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New york,1984.p.8.），这包括宗教出版物的增加、宗教活动的活跃、 到麦加朝圣和在安卡拉大学神学院注册人数的增长，以及张贴的伊斯兰标语的急剧增多。一些个人和组织则直接攻击世俗主义者，一些议会代表甚至提出：“将国家的发展归因于凯末尔及其革命是不正确的，必须以伊斯兰教拯救国家。 ”（注： Mehmet Yasar Geyikdagi,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New york,1984.p.78.）各种宗教组织也乘机活跃起来。蒂杰尼亚是战后颇为活跃的教团组织。其成员以伊斯兰教不拜偶象为名到处破坏凯末尔的雕像，要求恢复神权政治和沙里亚法。努尔西学派是温和的伊斯兰组织，从战后至今一直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有很大影响。它的建立者萨伊德·努尔西认为国家应是宗教的保护者，国家宪法应是《古兰经》，国家应由乌里玛委员会统治，声称他能提供解决所有日常生活问题和道德混乱的知识。（注：Feroz Ahmad,Politics and lslam in modern Turkey,Middle East Studies,Jan,1991,p.11.） 1960年政变的发言人阿尔帕斯兰上校认为伊斯兰信仰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1965年大选后，土耳其政治中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分化加剧。1970年民族秩序党成立，1973年该党又成为秩序党的继承者。 救国党利用其权力推动了宗教因素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上升。 1980年该党在科尼亚的宗教聚会成为导致第三次军人干政的最后因素。军队将伊斯兰价值视为对付70年代末各种极端主义的解毒药，这一点从1982 年宪法中清楚地表现出来。 （注：Feroz Ahmad,The TurkishExperiment in Democracy 1950—1975,London,1977,pp.97- 130.）1983年大选后，埃夫伦总统和厄扎尔总理都反复强调在土耳其民族主义结构中宗教价值的重要性，厄扎尔经常强调在学校开设宗教课程的重要性，他实际上也完全执行着一种倾向于伊斯兰和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政策。战后延续至今的伊斯兰情感的上升是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党兴起的重要背景。 70年代以前，尤其是本世纪前半叶，西方现代社会的许多特征成为发展中国家竞相追逐的现代化目标。但战后以来，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纷纷崩溃，第三世界作为一种强大的国际政治势力而崛起，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东亚经济的发展更加增强了第三世界国家与民族的信心。70年代以来遍及第三世界的传统回归潮流就是对现代化道路的重新思考和对西方文明为基础的现代化的批判。 战后以来，土耳其在凯末尔主义指导下的现代化不断受阻，出现了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诸如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社会腐败日盛、通胀成为经济发展的痼疾、社会出现动荡，导致几次军人干政，凯末尔主义不能全部回答和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土耳其的伊斯兰知识分子开始怀疑凯末尔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转而在伊斯兰传统中寻找解决方法。 当代土耳其的知识分子并不像19世纪晚期的伊斯兰主义者那样试图调和伊斯兰教和现代化，他们更多的是对现代化的前提本身提出疑问；他们“是以伊斯兰的眼光看待现代化，而不是以现代的眼光去解释伊斯兰教”（注：Binnaz Toprak, Islamist Intellectuals: RevoltAgainst Industry and Technology.Metin Heper ed. Turkey andthe West,London,New York,1993,p.264.）。阿里·布拉奇是90 年代土耳其的著名知识分子，他指出：“在西方范式内有效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存在着严重的疑问。 ”（注：Haldun Gulalp,PoLiticalIslam in Turke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Refah Party. TheMuslim World,Jan.1999,p.23.）救国党和繁荣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成长起来的，繁荣党的纲领体现了土耳其伊斯兰民族主义的思想，是对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思考。（注：陈德成：《土耳其繁荣党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初探》，载《西亚非洲》，1996年第4期，第47页。 ）两党的伊斯兰主义对凯末尔主义提出了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