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历史，大致会发现：模仿西方代议制民主者多，成功者少；现状维持者多，制度创新者少；政治动荡者多，持久稳定者少。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能够保持政治稳定60多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自60年代以来，破解“墨西哥政治稳定之谜”成为国际政治学界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曾昭耀先生所著《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墨西哥政治模式的历史考察》，可以说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山之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墨西哥政治稳定之谜的中国文本。 与西方早期国家的政治现代化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具有许多特殊性，当然，墨西哥也不例外。忽视对这些特殊性的认识，常常使学术研究如画脂镂冰，流入肤浅。作者在开篇中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墨西哥政治现代化启动特殊背景的剖析透视，为其整个理论奠立了坚实的根基。 第一，墨西哥现代化启动时的社会具有特殊性。它不是欧式的独立发展的传统社会，而是一个有300 年殖民统治历史的落后的封建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专制独裁、强人统治的历史传统悠久，人身依附关系、个人效忠关系和家长统治关系根深蒂固，各自封闭的封建大庄园制度以及落后的印第安村社制度，阻碍了全国性的统一市场的孕育和形成。此外，墨西哥阶级、种族裂痕深刻，等级森严，克里奥尔人、梅斯蒂索人、印第安人、庄园主阶层、债役奴阶层和印第安村社社员，难以形成角色认同。这种现实与西欧早期现代化国家起飞前的社会相去甚远，它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传统社会，而是一种畸形的传统社会。 第二，墨西哥政治现代化启动时的国际环境也非常特殊。“因为发展落后，墨西哥在着手现代化改革与建设的时候，世界早已被早期现代化国家所控制，使墨西哥陷入一种与早期现代化国家的特殊依附关系之中，丧失了早期现代化国家那种独立、主动发展的可能性。”由于发展落后，在早期现代化国家示范作用下，墨西哥很多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斗争都超前发展了：在没有独立准备的情况下搞起了独立，结果导致新西班牙的分裂和地方割据，妨碍了民族国家形成；在交通落后、地区割裂、尚未形成国内统一市场的情况下，搞起了联邦，结果有邦无联，考迪罗主义盛行。 作者对墨西哥历史独特性的论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握墨西哥政治稳定之谜不可或缺的认识层面。进而，作者指出，墨西哥政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制度创新，即创建适应墨西哥特殊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论及制度创新，作者从宪法理论和政治体制两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读后让人耳目一新。 在宪政理论上，作者认为， 尽管墨西哥1917 年宪法继承和发扬了1857年宪法的民主精神，重申联邦制和代议制原则， 但是， 它仍然对1857年宪法作了重大原则修改。包括1857年宪法在内的所有墨西哥宪法都是以法、美两国的自由主义宪法为蓝本的，都把个人主义确立为整个宪法的思想基础。新宪法则把宪法的思想基础，从个人方面挪到社会方面，提出了“社会权利”原则，把社会利益放到了首位。宪法第3条、 第27条和第123条则充分体现了限制私权、保障社会权利的精神。 宪政理论的创新，为墨西哥政治体制的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律保障。作者指出，职团主义的官方党、总统集权的政治体系和独立私营企业主权力体系，构成了墨西哥政治制度最富特色之处。三者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是墨西哥政治稳定的3个根本因素。 首先，职团主义官方党的建立标志着墨西哥政治制度化的开端。墨西哥官方党是由不同的职团组成的，最初它由工人部、农民部、军人部、人民部组成，后来出于政治稳定的要求，1940年撤销了军人部，从而使墨西哥政权有了坚实的民众基础，墨西哥政治由此走上了制度化的坦途。 其次，墨西哥总统集权体制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如果说1917年宪法确立的社会权利原则是对墨西哥政治做出的一大贡献的话，那么，该宪法所确立的总统集权体制则是它对墨西哥政治做出的另一大贡献。 1917年宪法吸取了近代宪法中立法权制约行政权的深刻教训，赋予了总统近乎独裁的权力。尽管如此，总统集权制却受到总统一任制的权力制衡。总统不管多么英明、伟大，只能任期6年。这一规定， 一方面满足了落后国家现代化启动时国家集权的要求，另一方面又避免了个人独裁的可能。作者认为，“正是这种权力平衡，构成了墨西哥政治的最重要的稳定因素”。作者不仅分析了总统集权制与总统一任制的权力制衡关系，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墨西哥政治制度的最核心内容：总统与执政党的关系。作者认为，“在墨西哥，政令是统一于民选总统的，总统一经选出，全党就得服从总统。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总统权力基础又全在于党的力量。正是这个党依靠自己的纲领和主张，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才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赢得民心，使自己的总统候选人成为民意的代表，从而保证了总统的合法性，使总统具有很高的权威。如果没有这个政党支持，总统也就没有权威可言，即使滥施权威，也只能是一副独裁者的面孔，不可能持久。所以，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与总统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相得益彰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构成了墨西哥政治制度稳定的最基本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