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彻底解体了，国际体系不断进行着重大的调整与改组，但至今尚未形成既定的模式。近几年来，美国在“新经济”的有力支撑下，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其“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注：[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美国力图构造一个单级世界的意图更加露骨，步伐也明显加快。这不仅表现在它插手其他国家和地区事务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也体现在手段的运用上越来越趋于强硬，甚至不惜用炸弹为其所谓的“国家利益”开道。这种穷兵黩武的政策不仅与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格格不入，也与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历史趋势南辕北辙。美国的战略目标能否实现，近期世界格局将会是什么模式，以及这一模式对中国外交工作有何影响，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下面笔者将从国家权力投资的角度来谈一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国家权力和权力投资 国家权力（National power）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一般而言，国家权力是一个国家结合国力的反映，包含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人口、自然资源、工农业产出、信息通讯能力和军事实力等硬国力（Tangible elements of power），以及政府能力、民众意志和国家威望等软国力（Intangible elements of power），是一国制订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础和根本依据。 （注：John T.Rourk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n the Wored Stage, 1989, SecondEdition,pp.211～239.）如果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国家权力的对外施用，就会发现它与商业投资行为有许多相似之处：国家——投资者或受资者，国家软硬权力——各类资本，获取国家利益——投资目的，国家利益增加——投资利润，国家利益受损——投资风险，等等。因此可将国家权力向外施加影响比做国家权力对外投资。具体地说，国家权力投资是指一国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寻求对其具有现实价值或长远利益的时机和场合，利用该国的软硬国力对上述时机和场合施加各种影响，以达到扩大该国的国际影响，实现该国对外政治、经济、军事意图，使该国的软、硬国力保值并进一步增值目的的一种行为。 二、单极世界不可能建立 二战以后至今，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一直在进行着权力投资，即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施加美国权力的影响来获取国家利益。这一投资行为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冷战时期，美国的权力投资主要集中在西欧和日本。美国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扶植日本重振国力，实现了西方世界的复兴，并使美国的权力投资获得了巨大的回报，政治上树立起了美国在西方世界中的盟主地位，军事上成为盟国赖以生存的核保护伞，经济上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此时美国的权力投资活动有较大的局限性，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相互排斥、相互封锁，使美国的影响力无法覆盖全球。第二个阶段是冷战后至今，与美直接对抗的阵营不复存在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纷纷走向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美国权力投资的空间大大拓宽了，美国国家权力的扩张压和渗透压加大，美国的权力投资行为开始冲破“西方”与“东方”的界限，从半球投资转向全球投资。这具体体现在克林顿上台后推行的以民主人权为口号、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全球扩展战略。而分得冷战结束红利的国家不止是美国一家，其他各大力量也积极地开展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权力投资活动，在不同区域、不同层面与美国的权力投资相融合。表层上是各大国开展的双边与多边外交高潮迭起，名目繁多的各种伙伴关系纷纷建立，潜层则为各大国力求多为于己有利的权力投资项目注资、融资，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同时努力化解不利于己方的投资行为。趋利避害是各国接受外国权力投资的普遍原则。正是由于国家间相互借重的色彩越来越浓厚，美国在国外权力投资的效果必定会发生一定的变形。 （一）美国权力投资被衍生 对于相互投资中的任何一方，由于其他各方对它投资的偏好不同，方向不同，侧重点不同，便构成了无数个投资矢量分力，而资本接收方对这些投资进行结构优化后，再追加自己的资本投入，便不可避免地使投资的矢量合力的方向或多或少地偏离了每个投资矢量分力的方向，甚至是背离某些投资矢量分力的方向。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A国对B国进行的权力投资，有利的部分被B国利用和补充， 形成权力投资的延伸；不利的部分则被B国转化和剔除，形成权力投资的偏导。 此时再引入一条B国对C国在此项目进行的投资的路径后，原始投资方投资行为的最终结果便有了被放大和扭曲的效果。国家权力投资经过几次转贷，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初始权力投资经几个能级的迭加就衍生出了远远大于本来价值的巨大的虚拟影响力，也可以被称为衍生的权力资本。这种权力投资的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严重脱节，必然使投资行为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投资主体的主观意愿和行为能力。此时形成的投资规模往往是投资主体自身真实实力所无法承担的，这样的投资几经炒作就具有了很大的投机性。为具体说明A国→B国→C国这一传导模式， 我们可以用菲律宾与中国在美济礁争端中对美国国家权力投资资本的虚拟衍生化来进行考察：
如上图所示，美国为达到主导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目的，所实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实质是对中国进行“软遏制”。而对华遏制也符合日本欲增强在亚太地区发言权的战略目标，但日本独力难以实施，因此日本有必要通过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将美国的权力影响进一步延伸和扩大，以合力来制衡中国。而美国用新指针控制日本实力过度膨胀的努力，则被日本谨慎地分化瓦解，从而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投资被第一次放大变形，其效果已有违美国的初衷。菲律宾自感力小势微，在同中国在美济礁争端中，必须寻求外力的帮助，美日联合制华的权力投资以及新指针中对“周边事态”的模糊定义使它找到了援手。由于有美日在“周边有事”时必会出兵干预的心理预期，菲律宾自恃有足够的资本与中国抗衡，一再激化与中国的矛盾，使美国权力投资的影响力进一步被虚拟化了。此为美国权力投资的第二次放大变形。一旦菲律宾在此问题上铤而走险，美国就要面临与中国直接对抗的尴尬境地，这不仅与美国的“软遏制”政策不符，也超出了美国在这一地区投资的规模，很难想像，美国会因点目标而与中国发生全面对抗。所以说美国权力投资在菲律宾那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泡沫，这个泡沫越是膨胀，美国越难以收场，局势的失控对任何一方都无益处，以“世界警察”自居的美国不得不自行克制，同时也会极力压制菲方的言行。在世界的其他地区，美国权力投资也都会产生类似的偏导虚拟效应，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一个人为夸大的美国权力所构造出的单极世界，它的真实度很值得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