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人类社会将怎样发展，亚太地区将怎样发展，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欧盟、东盟将怎样发展，从而将建立起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这些问题正在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首先应指出，所谓20世纪或21世纪等“世纪”云云，不过是表述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时间尺度，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没有实质性联系。世纪并不等于时代，世纪交替并不等于时代更换，人类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即由冷战时代进入冷战后时代。因此，“进入21世纪后将怎样发展”的设问有很大的相对性。这些问题不妨更改为“在冷战后时代将怎样发展”更为准确。 关于国际新秩序的种种议论 当前，世人关于国际新秩序的议论可谓多矣，确是众说纷纭，相距甚远。举其大者，有如下数种： 毁灭与劫难论。16世纪的法国预言家诺查·丹玛斯恐怕没有想到的，在时隔400余年后的20世纪末期，他又成为世界论坛的风云人物。 此概因他当初预言“1999年7月恐怖魔王从天而降”， 世界会遇到巨大的劫难，末日将要到来。若果真如他所言，则现在议论人类社会今后将怎样发展、 21 世纪将建立什么样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就无意义可言。（注：见诺查·丹玛斯（全称Michel de Nostre-Dame， 通称Nostradamus）著《诸世纪》（法文名Les centuries Astrologiques ， 英文名Complete Prophecies of Nostradamus），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中文版，第826页。）当然， 对他的唯心史观代表作《诸世纪》也不能全盘否定。多年来许多学者对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诺查·丹玛斯提出1999年7月人类社会遭遇大灾变不是空穴来风，其根据是， 届时即1999年的公历8月18日正是太阳系九大行星呈十字架排列， 而地球又位于十字架的中心。尽管对太阳质量占总体质量99.9%的太阳系而言，这一排列的影响无足轻重；但对地球而言，其对地球运转产生的偏差作用力可能会引发大量异常灾害发生。对此，人类总体上还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但也不是毫无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利用科学技术保护自己的能力，可以使用高速电子计算机做出精确的模拟计算，使有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冲突与战争论。与上者相比，此说稍显乐观，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立意新颖，体系周密，堪称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最新发展，即人类已经超越物种竞争、种族竞争、阶级竞争、意识形态集团竞争诸阶段正在进入文明竞争阶段。他认为今后“西方的生存依赖于”“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做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这种观点有合理性。但他的主要观点是，文化和宗教将引起各种文明之间在新世纪发生冲突，甚至有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尤其担心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可能联合起来对西方文明构成最严重的挑战。但需指出的是，他对儒教文明即中华文明的内涵理解片面，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崛起，在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将会令任何一个可比的现象相形见绌”，“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东亚国家和整个世界“必须对人类历史上这个最大参与者越来越强的自我伸张作出反应”。他更有意将中华文明同美国代表的西方文明对立，说什么“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了更根本的挑战”，两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的目标”，“分歧是全面的”，美中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但也涉及到权力的根本问题。中国不愿意接受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或霸权，美国也不愿接受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或霸权”。“中国作为东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大国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他进而煞有介事地设定在2010年美中爆发战争并引起全球规模的战争，这充分反映出作者代表的一部分西方人具有的视中国发展为不快的西方中心主义心态。无独有偶，此书出版数月后便又有两名美国学者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在《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同样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美中战争，而且把时间提前至2004年。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如何对付中国这个问题上，两书作者提出的方法中有一个共同点，即“延缓日本脱离西方而顺应中国”，“再也不能按照软弱的日本就是好日本这种设想行事”，“日本软弱只会有利于中国”，要“加强日本的力量”以保持东亚均势，遏制中国。（注：见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 ）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World Order），新华出版社，1998年3月中文版，第5页，第242～ 266页，第361～368页；理查德·伯恩思坦（Richard Bernstein）、 罗斯·芒罗（Ross H. Munro ）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The ComingConflict With China），新华出版社，1997年5月中文版，第155～168页，第181、182页。）这类主张实际上还未摆脱冷战思维的窠臼，对世界新秩序的建立有弊而无利。 自由与民主论。80年代末以来，国际形势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使西方许多人着实兴奋了一番。首先引起各国注意的是美国政治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观点，他于1989年在《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作出结论说“支配21世纪的将可能是民主政体，而不是共产主义”。继之美国哈佛出身的年轻的政治学博士、美国国务院思想库（Policy Planning Staff）副主任弗兰西斯·福山1989 年夏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发表论文《历史的终结？》， 认为布氏所指仅仅是与共产主义对决的胜利，但目前的世界形势不只是共产主义的失败和冷战的结束，也是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按其解释即经济上遵行资本主义，政治上尽量给予人民自由，对政府的权力有所限制）已没有任何其他的对手，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1997年，布氏又在《大转盘》一书中称，在今后至少30年内不会有哪一个国家单独向世界的唯一霸权国家美国挑战，没有国家能在给美国带来强大政治力量的军事力、经济力、技术力、文化力这4个主要方面与美国对抗。如果美国不掌握世界的主导权， 必然出现国际无政府状态。美国是世界的管理者，克林顿总统说美国是世界“不可缺少的国家”是完全正确的。显然，布氏认为21世纪的世界新秩序将是美国主宰下的以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主导的秩序。（注：见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bniew Brezinski）著：《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The Grand Failure:The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中文版，第305页； 《大转盘》（The GrandChessboard），日本经济新闻社，1998年1月，日文版结论部分； 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著《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History），远方出版社，1998年7月中文版有关章节。）显然，这类观点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从近年世界政治的发展态势看，现在就断然预言21世纪将与社会主义无缘，而是资本主义一统天下恐怕为时尚早。经过当前的东亚经济危机，应该看到，亚当·斯密（Smith Adam，1723 ～1790）的理论是资本主义，凯恩斯（Keynes John Maynard，1883～1946）的主张也是资本主义，索罗斯（George Soros，1930～）的作为同样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包括索罗斯。资本主义并不是十全十美，市场经济更不是完美无缺，决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的理想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