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最大军事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中的8个成员国，公然对一个弱小的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南联盟）进行狂轰滥炸，点燃了当今世界最大的一团战乱之火，强行使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国际化，震惊世界，世人注目。 科索沃危机的缘由 众所周知，南斯拉夫原是巴尔干半岛上最强大的一个多民族结构的联邦制统一国家，即“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90年代初，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性民族主义浪潮涌动的背景下，南联邦解体，一分为五：原南联邦中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黑）、马其顿四个民族共和国于1991年6-11月间相继独立；1992年4月27日，原南联邦的塞尔维亚共和国与黑山共和国联合组成了目前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科索沃是南联盟内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省，面积1.1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其中阿尔巴尼亚族占90%，塞尔维亚族占10%。就南联盟而言，亦为一个多民族结构的国家，总面积为102173平方公里，目前人口约为1200万，其中塞族占63%，阿族占17%，黑山族占5%，穆斯林族占3.3%，匈牙利族占3.2%，南斯拉夫族（各族混血后形成的民族）占3.2%。不难看出，塞族是南联盟的第一大族，而阿族是南联盟的第二大族，但基本上聚居在塞尔维亚共和国的科索沃省内，是南联盟内最大的少数民族。这种民族分布状态，使得科索沃的民族问题成为从南联邦到南联盟的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而且问题远非如此，塞族和阿族在科索沃地区的矛盾历史久远，分歧难以弥合。 在斯拉夫人迁入巴尔干半岛形成南斯拉夫族群之前，科索沃地区的原住民为伊科里亚人，即阿尔巴尼亚人的祖先。公元6世纪左右，斯拉夫人迁移扩散到巴尔干半岛。在形成南斯拉夫族群的过程中，其中最大支系塞尔维亚人来到科索沃地区，迫使阿族向西移动，收缩至今天阿尔巴尼亚地域内。在塞尔维亚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科索沃是他们生息繁衍的主要地区，该民族笃信的东正教也是在科索沃地区兴旺起来的。今科索沃首府普里斯蒂纳在中世纪曾是塞族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因此，塞族一直视科索沃为本民族的发祥地，其历史情结十分深厚。公元14世纪，土耳其人入侵巴尔干半岛，建立了地跨亚欧大陆的奥斯曼帝国，将巴尔干半岛各族置于自己的封建统治下，塞族和阿族人均在其中。奥斯曼帝国统治者高举伊斯兰教大旗，强制实施一种改变当地居民宗教信仰的政策，凡皈依伊斯兰教者免交高额的人头税，不皈依伊斯兰教者则不是不承担重负。在这种政策下，原来信仰天主教的阿尔巴尼亚族纷纷改信了伊斯兰教，而笃信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则矢志不渝。为了生存，他们纷纷离开科索沃地区向北迁移。帝国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政教合一的统治，将阿族部分居民强行迁入科索沃那些塞族北迁后留下的真空地区，从而又一次地改变了该地区的民族构成。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尔干地区达400多年之久，他们不仅使科索沃地区的民族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又注入了宗教信仰的冲突因素，使该地区成为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碰撞的交汇点。 1912年和1913年，先后爆发了塞尔维亚族，保加利亚族和希腊族共同奋起反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两次巴尔干战争。第一次战争后，塞尔维亚族作为胜利者，获得了科索沃地区，其结果是，科索沃地区的阿族不仅未能圆建立“大阿尔巴尼亚”之梦，而且还变成了跨界民族；第二次战争后，塞、保、希三家作为胜利者，将马其顿瓜分。比林马其顿划归保加利亚，（即今保加利亚东部地区）；爱琴马其顿划归希腊，即今希腊西北部，而瓦尔达尔马其顿则划归塞尔维亚（即目前的马其顿共和国地区）。结果，塞尔维亚又一次扩大了地盘。在这个扩大了的塞尔维亚境内，阿族人又被分割在科索沃和马其顿两个地区之中，从而形成了阿族今天跨阿尔巴尼亚、南联盟、马其顿、希腊等四个国家的格局。从巴尔干战争之后，一直到南联盟建立，其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科索沃的阿族一直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在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盛行时期，阿族屡屡反抗，屡屡遭到塞族镇压，两族之间的隔阂加大，仇视加深，形成了难以化解的民族宗教矛盾死结。 民族政策的失误是危机延续的根源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于1945年11月29日建立后（1963年改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铁托的领导下，南共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的，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民族之间的积怨，民族关系也比较和谐。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南共的民族政策出现了明显的摇摆，产生了重大的失误和偏颇，造成了各种现实弊端，教训十分惨痛。主要的一个失误就是对地方民族主义采取了一再妥协让步的右倾政策，不断削弱了联邦中央的权力和国家的凝聚力，使各民族共和国权力越来越大，纵容了民族分离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不断发展：与此相关，为了防止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复活，又采取若干压制塞族的政策，甚至有一种说法，“塞弱则南强”，即只有使塞尔维亚这个南联邦第一大族削弱，南斯拉夫才能强大。主要表现是，在1966年南共联盟八届四中全会上，以“另立政纲和置国家保安机关于南共联盟之上”的罪名，撤消了南共第一代领导人，当时的第二号人物塞族人兰科维奇的职务，并将其开除出党，而任命斯洛文尼亚族人卡德尔为第二号人物，与出身克罗地亚族的铁托共掌大权。这种做法无疑深深伤害了塞尔维亚族人的民族情感；此外，60年代和70年代几次修改宪法，对塞尔维亚共和国境内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和匈牙利族人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实行了妥协，首先在塞尔维亚的北方、匈牙利人聚居区设立了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在其南部阿族人聚居区设立了科索沃自治省。两个自治省的面积占塞尔维亚共和国面积的近三分之一，实际上是使该民族共和国一分为三，以削弱塞族的势力和影响。然而，科索沃的阿族并不满足于这种区域自治的地位，而是一再要求与其他民族共和国平起平坐。为此，1968年曾发生了科索沃省的民族动乱，造成流血惨案。在这种民族利己主义恶性发展的情况下，1974年修改宪法时，又进一步提高了两个自治省的地位：自治省也按对等原则（数额略少于共和国）参与联邦机构，在联邦主要领导职务的轮流担任中，自治省也有一份，而且还规定，塞尔维亚和两个自治省在塞议会中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凡塞议会讨论共和国重大问题时，如某个自治省不同意，则决议不得通过。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南共联盟一贯重视加速不发达民族地区发展，并作出很大的努力。科索沃地区是全国最落后的地区，为此取得的实际支援相当巨大。但是由于这种支援只是单纯的拨款投资，也就是输血式的给钱，国家一度将大量的外资（从世界银行得到贷款的70%）也投了进去，而国家并没有采取有利的措施根本改善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基础差、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力量薄弱、经营管理不善、劳动效率低的状况，其结果并不理想。发达地区埋怨受援地区等、靠、要，而落后地区则一直认为联邦提供的资金太少。经济政策中另一个重大失误则是权力下放过大，结果放弃了“中央国家主义”，形成了“多中心的国家主义”，联邦政府逐渐失去了调控能力，全国的统一市场变成了“八个经济单位”和“八个市场”（即六个民族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实质上已破坏了联邦国家统一和凝聚的物质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南联邦的解体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