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瑞典社民党理论刊物《时代》以社论等形式发表文章，对英国工党上台后的一些革新措施提出质疑，称工党领袖布莱尔的主张与马克思的思想不一，有悖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这些文章反映出，瑞社民党对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即英国工党所奉行的“革新路线”持强烈保留态度。 革新举措不过是瑞社民党政策的翻版 英工党政府上台后，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提出广开门路鼓励青年就业，建立更多的托幼机构，以便为单身母亲创造就业机会。一些舆论把这些做法视为对英国政策的更新，甚至称之为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更新。 《时代》文章则指出，就英国而言，工党采取的上述措施确实是政策的大调整。但在瑞典看来，工党的这些做法毫无新意可言。瑞典早在20年前便着手扩建托幼机构，而积极的就业政策作为一项官方政策，在瑞典已实行了半个世纪。英工党提出的就业政策中，把扶持青年和长期失业者作为重点，为他们提供接受教育、在私营企业或国家的环保项目做工的机会，而这些做法只不过是在照抄瑞典的就业政策，其中也照搬了这项政策中的失误部分。 “要靠工作而不要依赖救济为主”提法不准确 英工党政府提出要加强对税收和救济制度的监管，更好地协调税、费、补助和免税之间的关系，其本意在于堵住漏洞，迫使靠吃救济金生活的懒人转而以工作为生。 《时代》文章认为，由于英国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险费的起征点很低，同时救济和免税严格与收入挂钩，从而造成低收入者一旦工作后，其实际收入反比领取失业救济金时减少三分之二。这是由于，再就业后不仅要失去各种失业救济，而且要缴纳高额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险费。英国众多的失业者宁可依赖救济而不愿重新工作的原因就在于此。而在瑞典，由于所得税的起征点在月收入2万克朗（约合2500美元）以上，除幼儿补贴外，其他各项补贴不与收入挂钩，因此瑞典失业者因重新就业而减少收入的只占重新就业者的4%。英国的情况表明，补贴与收入严格挂钩不是一种好办法，它只会削弱人们通过工作增加收入的积极性。英国的资产阶级报刊欣赏工党的“要靠劳动而不要依赖救济为生”口号，并以此把布莱尔说成社会民主主义的革新者，而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却背地里称他是“轻飘飘的人民党人”。 文章认为，社民党的政策从来不是鼓励失业者依赖救济为生，正确的提法应当是，“充分就业”和“人人都有工作的权利”。前者把工作做为一种权利，后者则要求社会为所有人提供工作。“要靠工作而不靠救济为生”的口号容易造成是失业者在有意摆脱工作义务的错觉。 配合新自由主义进攻福利社会制度 布莱尔上台后，把对现有福利制度改革作为工党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他认为，在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用于各项社会救济的支出比用于医疗、教育、司法和就业的总和还多。因此工党要大幅度增加对就业、教育和托幼的投入，减少甚至取消对单身母亲和失业青年救济以外的各种救济和补贴。 《时代》文章认为，为受疾病和失业困扰的人们提供保障是福利国家的责任，因此将转移支付用于提供此类补贴始终是福利政策的核心内容。工党上台前，曾批评保守党实行的只对“最需要帮助”的人给予严格与收入挂钩的救济，从而造成英社会的贫困现象。而工党的现行做法也违背了福利国家的原则，将用于补贴的转移支付改为提供公共服务，强调个人对工作承担更大责任的同时，对福利也要承担更大责任。但问题在于，个人保险储蓄需要稳定的收入，而工党倡导的灵活的就业政策又无法提供稳定的工作。这是目前造成许多人无法摆脱贫困境地的主要原因。 工党做出上述决策的原因在于对发展前景把握不定，担心随着欧洲一体化发展，税收收入将难以保持在现有水平，而无力满足既转移支付又满足公共服务的需要；担心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刺激需求等国家调控手段不再有效。而瑞典社民党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能够制定出有效控制国际游资和大企业的政策，低收入国家的工会也会要求从经济增长中增加自己应得的一份，政府仍旧可以通过对基建的投资影响社会的发展，新技术也可以用于在各国间更平均地分配工作。布莱尔的消极看法及其政策配合了新自由主义对福利社会的进攻，这正是为什么瑞典社民党人对他的“新政策”持保留态度、而瑞典资产阶级却赞不绝口的原因所在。 教育投入并非对抗资本的唯一方法 工党政府上台后，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改革现行教育体制，力图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布莱尔多次强调，英教育质量能否提高关系到英国前途。 《时代》文章认为，仅仅通过加大教育投入并不能增强个人在劳动市场中的地位，对抗资本力量还需要其他手段。信息社会不仅需要高报酬的工作，低收入工作也同样需要。当前劳动力市场分为三个阶层，受过高等教育、工作条件优越的高等阶层；从事较高收入工作的中等阶层；以及在服务性行业中工作的最低阶层，这一阶层的人工资低，工作也不稳定，他们之间的阶级差别要比后工业社会还要明显。仅仅通过改善教育、培养人才去争夺高报酬的工作位置并不符合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 放弃劳资关系中的决定权 《时代》文章说，在同资方的关系上，布莱尔强调要放弃过去的对抗立场，要在劳资双方间建立起“伙伴关系”。这一提法虽然违背了马克思的传统思想，但也并非新事。但在生产成果的分配问题上，劳资之间仍存在各自的利益。布莱尔在取消工党党章有关公有制的第四条款的同时，也把劳资关系中分配权的问题弃之一旁。这个问题不仅是关系所有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事关决定权。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个问题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