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俄罗斯政府更迭和金融风暴，使得全世界舆论又一次集中到莫斯科。有的关注金融危机的原因和后果；有的断言“叶利钦时代”从此结束。我认为，1998年俄罗斯社会各种危机的总爆发，几年来积累的矛盾更为尖锐，昭示着7年之久的“资本主义试验”在俄罗斯全面失败。 98“分水岭”——资本主义试验的失败 1998年俄罗斯危机四起，矛盾重重，政局动荡，金融危机几乎将经济引入了瘫痪的边缘，社会犹如从悬崖坠入深渊。人们发现，到1998年，在叶利钦的政治庇护下，年轻的俄罗斯改革派所进行的“资本主义试验”已走过七八个年头。向上追溯，戈尔巴乔夫改造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努力也过去了13个风雨春秋。这些年来，俄罗斯经济衰败、政治危机、国力孱弱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俄罗斯科学院著名学者、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谢·罗戈夫写道：“历时7年草率的改革将经济彻底搞垮，俄罗斯经济跌入崩溃的边缘。”今天的俄罗斯只剩下了原苏联人口的一半以上，领土面积缩减近半。俄罗斯国民总产值在世界所占的份额不及2%，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只占1%。国际地位降低，昔日金戈铁马，今朝雄风不再。＃ 政治生活领域，权钱勾结，黑社会猖獗，派别林立，传统官僚和新生寡头你争我夺。官场腐败，丑闻不断，俄罗斯几次在国际腐败“排名榜”上名列前茅。到头来，连一度为柏林墙被推倒而欣喜若狂的西方自由派人士也感到沮丧，他们已经很难把俄罗斯及一些东欧中亚国家划入“民主国家”之列。 在社会经济领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民不聊生。90年代以来，俄罗斯工业产值减少了70%，农业产值下降了50%。俄罗斯的国内总产值下降了一半。与年轻的改革派设想的结果相反，惨痛的社会代价并没有换来相应的“市场经济”关系。国家垄断演变成“寡头垄断”，僵化、缺乏自由竞争，暴力和欺诈盛行，使年轻改革派引进的西方化市场模式充满危机。 1998年，改革派为俄政府设计的金融“金字塔”终于坍塌。国库空虚，1998年9月联邦政府收入只有50亿卢布，且已经大幅度贬值。不包括俄罗斯各银行和公司所欠500亿美元的债务，俄罗斯外债超过1550亿美元。普通居民的财产缩水严重，银行储蓄损失一半。舆论形容，1998年夏，俄罗斯政府等于宣布“破产”。 1998年，俄罗斯各种政治经济矛盾达到极点，犹如火山爆发之势，金融危机只是火山喷发的导火索和最亮点。7年前，同样是莫斯科的夏天，如果说1991年的“8·19事件”宣告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模式的终结，那么可以说1998年的夏天风暴则昭示了叶利钦—盖达尔—丘拜斯进行的“资本主义试验”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1998年将成为俄罗斯社会变化一个阶段性的“分水岭”，但这决不意味着改革坦途的开端，俄罗斯社会仍处于十字路口的两难的抉择之中。世纪之交，俄罗斯社会面临着一次艰难的跨越。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什么选择资本主义？ 进入70年代，苏联的旧体制近乎僵化，社会发展停滞不前。随着苏共领导人的更替，苏联内部出现了一次绝好的变革机遇。当时出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一度拥有90%以上的群众支持率，被开放的知识分子视为“改革的化身”。戈氏在批判“行政命令式”、“兵营式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同时，幻想着“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苏共先是旁顾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改革模式，随后纷纷到北欧的瑞典等国，谋求社会民主主义的“真经”。然而实际改革不力，使得方向上的选择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战略上的失误加之操作上的错误，使戈氏的改革离成功越来越远，而社会中激进的思潮却日益浓烈。在东欧风波的启发和西方样板的影响下，激进派高喊“打倒一切、重新再来”，“自由、独立、向西方看齐”。 1990年，叶利钦踏上美国的土地，他宣布，俄罗斯彻底摆脱“共产主义”，俄罗斯这个民主的“新生儿”将与老牌的西方国家同时站在“世界文明国家之列”。多年来，叶利钦一直小心谨慎地避开使用“资本主义”的词语（注：参见罗伊·麦德维捷夫：《俄罗斯资本主义？》，莫斯科1998年俄文版，第6页。）。不过戈尔巴乔夫改组的失败，使一种逻辑越来越鲜明地印在叶利钦等人的头脑中。直觉告诉叶利钦，既然苏联70年代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西方国家的比赛中败北，既然改革、完善这种制度的努力也未奏效，那么只有完全抛弃此制度，全面采取和推行西方社会的政策。这种政策不能指望老的苏共官员，只能依靠年轻的一辈。叶利钦自己将是他们的政治“庇护神”和“保护伞”。 与有所顾忌的原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叶利钦不同，自由派先锋波波夫、盖达尔直言抛弃社会主义模式，移植资本主义，用最资本主义的方法改造俄罗斯（注：参见盖达尔：《胜利与失败的日子》，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365页；《真理报》1990年4月16日。）。布尔布利斯宣称，“资本主义”是目前为止人类创造出来的虽不是最理想，但却是最好的制度。俄罗斯可以大胆采用，无需任何民族性的修改（注：参见符·索格林：《当代俄罗斯政治史：1985～1994》，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18页。）。丘拜斯直言，私有制和市场是俄罗斯社会富足的保证。当时一位激进的女经济学家的一段话，几乎代表了90年代初期俄罗斯社会主流思潮。她写道：“每当我思考俄罗斯复兴之路时，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战后德国阿登纳政府的经济奇迹。社会主义与市场、民主‘水火不相容’。俄罗斯应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革命的速度实施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取消并禁止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历史的罪人推上‘审判台’。俄罗斯社会要‘忏悔’，将列宁的遗体迁出埋葬，将所有的共产主义象征物搬进博物馆。等到俄罗斯人蕴藏的商业意识全部释放出来之时，正是俄罗斯的复兴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