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政策”与朝鲜半岛南北关系

      “阳光政策”是韩国金大中政府实行的一种通过与北方的和解与合作取得朝鲜半岛和平的北方政策。“阳光政策”实施一年来，在促进南北关系改善、发展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存在哪些问题，未来前途如何，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简单分析。

      “阳光政策”的提出与特点

      朝鲜半岛南北方自70年代开始接触、谈判以来，由于战略目标的严重对立和强烈的互不信任感的存在，双方关系始终未能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冷战结束后，随着东北亚地区集团对峙局面的消失，南北关系一度迎来了改善和发展的契机，双方先后签署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南北和解、互不侵犯与合作交流协议书》。但随后发生的美朝核检查危机以及金日成逝世后韩国金泳三总统采取的敌对态度，使南北关系急转直下，再加上一些突发事件的刺激，南北关系一度处于战争边缘。南北之间在冷战后依然保持的对抗局面，不仅无法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而且对南北方各自的生存与发展，对东北亚地区的稳定，都构成严重挑战。在这样的岛内外背景下，1998年2月上台执政的金大中政府在总结、反思韩国历届政府北方政策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统一虽然是韩国人最重要的民族目标，但目前必须面对现实，由于双方对峙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南北统一不可能在近期实现；现阶段当务之急是实现双方和平共处。为此，金大中上台伊始就提出了与北方全面接触的“阳光政策”，他在就职演说中称，韩国希望尽早结束南北之间的冷战状态，以1991年南北基本协议书为基础，重开南北对话，必要时举行南北最高级会谈；尽快实现离散家属重逢；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促进南北经济文化学术交流。金大中政府同时还提出实行“阳光政策”的三项原则：首先，韩国不允许北方对南方的任何武装挑衅；第二，韩国不对北方实行吸收统一；第三，韩国决意推动同北方的和解与合作，可在最容易达成协议的领域内首先做起。作为具体措施，韩国政府取消了韩国企业对北方的投资限额，鼓励大企业集团到北方投资，简化双方贸易手续，允许大企业集团的董事长以及经济组织的领导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访问北方。

      从一年多来“阳光政策”具体实施来看，金大中政府的对北方政策与以前的韩国政府的北方政策相比，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现实的政策目标：韩国政府以前的北方政策实质上是一种统一政策，其政策的最终目标都着眼于统一，尽管在统一的具体模式上有一定区别，如全斗焕政府的“民族和谐民主统一方案”、卢泰愚政府的“韩民族共同体统一方案”以及金泳三政府的“共同体统一方案”。这些方案的共同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都主张用南方的自由民主体制统一北方，其实质是一种吸收式统一方案。作为在野党首，金大中曾提出过著名的“三阶段”统一目标，即南北共和国联合、南北联邦、南北完全统一；金大中政府执政后，虽然没有完全放弃统一的大旗，但明确表示摒弃吸收式统一方案，而代之以与北方积极接触的政策，实现和平共存、和解与合作的目标。金大中在其就职演说中，公开用“北韩政策”代替过去的“统一政策”，表明金大中政府政策目标的明显变化：强调现实的和平，淡化未来的统一，把“阳光政策”的目标定位在半岛的和平、和解与合作上。

      2、灵活的实施手段：这一特点表现在韩国在处理同北方的关系时将政治与经济、官方与非官方灵活区分。过去韩国政府在处理南北关系时，政治与经济、官方与非官方总是纠缠在一起，相互影响，官方的、政治领域的因素常常干扰非官方的、经济领域的正常合作。但是金大中政府执政后，提出了政经分离的原则，如在对北方的人道主义援助方面，非官方的人道主义援助将免费提供，通过包括由红十字会给予直接援助在内的各种方法向北方人民提供实际援助；但政府大规模的粮食或其它援助须同北方的互惠行动相挂钩。

      3、坚定的执行决心：韩国过去政府的北方政策波动性很大，经常受外界环境和突发性事件的干扰，使会谈要么无果而终，要么达成的原则协议也不能有效付诸执行，致使双方关系波折起伏。但金大中政府和大部分韩国国民认为，“阳光政策”应不断地、始终如一地贯彻下去。1998年2月25日金大中就职之日在韩国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93.8%的压倒多数支持政府的北方政策；1998年6月发生潜艇事件后，仍有62.4%的人支持“阳光政策”。在最近爆发的朝鲜一处地下设施检查的危机中，金大中政府表示仍要加强同北方对话，呼吁举行双方最高级会谈，以缓解危机。这表明韩国政府和人民实行“阳光政策”的决心。

      “阳光政策”与南北关系

      一年多来，在韩国“阳光政策”的推动下，南北双方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交流等领域，通过双边和多边、官方和非官方渠道，进行了全面接触和对话，取得一些进展，主要表现在：

      1、政治上，双方恢复了中断近四年的官方会谈，尽管议题是韩国向朝鲜提供化肥援助，由于韩国要求将化肥援助同离散家庭团聚这一人道主义问题联系起来而使会谈无果而终，但会谈本身就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内涵。

      2、安全上，双方对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理上较以前要冷静和理智得多，使得突发事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如对1998年6月的潜艇事件的处理，双方的态度都较1996年的潜艇事件要克制得多，从而避免了事态的升级；1998年9月，围绕朝鲜发射卫星问题韩国政府的态度也相对冷静，特别是韩国最近表示不参加美日开发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对缓和半岛的安全形势意义重大。在最近朝鲜地下核嫌设施的检查上，尽管美国不断对朝鲜施加压力和武力的威胁，声称对朝鲜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但韩国明确表示反对。

      3、双方在非政治领域内的交流合作明显增多。学术界、新闻界、宗教界人士频繁互访，交流日渐活跃；韩国小天使艺术团成功访朝；从1998年3月至8月，韩国政府和民间通过各种渠道向北方提供了2053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韩国现代集团名誉会长郑周永四次入朝，先后带去1000头牛和100辆汽车，还同朝就合作开发金刚山旅游资源等9个经济合作项目达成协议并付诸实施，郑一行还受到金正日的接见；南北方贸易在1998年由于韩国金融危机而大幅减少，但韩国为克服经济危机，正在研究创造南北之间进行直接贸易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