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党在现代媒体社会中的两难处境 欧洲的受传媒影响的民主制度使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面临两种挑战,在东西对立时期的意识形态化气氛结束以后尤其如此。原则上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要克服这些挑战要比与它们竞争的政党更为困难。这些新的挑战是由社会变化过程和政治心态同传媒系统内在的强制力量和规律互相结合共同发生作用而产生的。迄今公众还几乎没有充分了解和看清这些强制力,而那些在这期间力求做到毫无保留地顺应这类规则的第一流政治活动家受这些强制力支配的场合也比他们能控制这些强制力的场合更多。在受传媒决定的民主制里,政治交往关系本身也成为一个决定性的权力因素,它迄今不如说是表现为对社会民主党改良政策一种新的限制。当然并不能排除将来在这一权力因素的规则一旦被理解和被掌握以后它也会为社会民主党改良政策提供机会的可能性。当代传媒社会中的政治交往关系首先并不是由大的大众传媒的所有制结构决定的,而不如说更多地是由全部大众传媒在它们表述政治世界时所遵循的那些铁的规律决定的。 二战以后几十年内工人运动的包容很大、形成特殊道德氛围的群体的瓦解在70年代和80年代已经到底。这个大的群体在它存在的第一个世纪曾经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稳定的支持力量,而且这种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这些政党的政策和代表人物在日常政治中的表现形式影响的。现在有许多较小的社会文化群体取代了它的位置,那些原则上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政治行动纲领影响的下层和中层选民分布在这些群体里。从前,那一巨大的社会道德群体的社会化条件和生活条件本身是形成一种以社会民主主义目标和基本价值为导向的政治一体化和忠诚的保证,在目前已经改变的形势下,这种政治一体化和忠诚再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它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通过能非常有效地接触到有关群体成员的政治交往来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形成。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为了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不能缺少的那种政治凝聚力和利益融合,在决定性程度上要取决于交往的新的方式。 只有当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能准确地识别与它们所面临的社会群体的利益相符合的那些行动领域而且用一种使这些人自己感到可以信赖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现在所要求的政治交往才有成功的希望。这涉及到交往的政治内容。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种交往如果想在媒体社会的条件下取得很大成功,它的形式就必须恰当地适应传媒系统的交往规律,却又不完全屈从于这些规律。 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政策来说,从这一形势产生了一种两难处境。这是因为,它为了迎合多数社会群体就不能不提出一个考虑到种种差别的纲领前景,而由电视支配的传媒系统却首先重视简单的、涉及个人的、能引起轰动的和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信息。相反,细致的政治信息通常会被媒体拒之门外。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绿色的或右翼民众主义的政党不同,一方面必须接近和整合显然更多的社会群体,另一方面又必须根据它的纲领性自我理解提出考虑到种种差别的政治方案,因此如果它们过分强调自己的改良方案的细微差别性,它们就会陷入无法利用媒体提供的进攻性的和卓有成效的政治交往中介条件的危险。另一方面,它们还会冒这样的危险:在个别具有媒体魅力的领袖的影响下,为了迁就追求效果的传媒策划而牺牲了关于考虑到种种差别的政治纲领的信息,因为这些领袖片面地认为只有屈服于媒体的中介条件才能有赢得多数支持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固然能做到把一大部分被媒体牢牢吸引住的选民争取过来,但是与此同时却在对媒体抱批判态度的那一部分人那里失去吸引力。就社会民主党的传统而言,最初提到的那些情况与过分的传媒导向相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是社会民主党的问题所在。布莱尔作为英国工党的主席和1997年英国下院的首席候选人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完美地策划了以传媒为导向的社会民主主义交往,以致在他自己的党内和党外都产生这样的批评,认为如果传媒顾问比党内的意志形成更加能决定公共交往的目标、方法,并且最终甚至决定其内容的话,那么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实质就所剩无几了。有很多理由可以说明,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来说,为了引起公众的注意和争取多数选民的支持,并不是不可避免地要屈服于传媒系统的规律,而且这种做法也不一定会取得成功。 大众媒体构建政治世界的两套规律体系 要知道大众媒体在构建它们的政治世界时,始终要遵循两套规律体系,借以决定对于它们来说什么才能成为值得报道的事件,什么事则可以根据很大的概率弃置不顾。这两个体系是:(一)筛选规律。它们根据这些规律来选定现实中的某些事件和这类事件的某些性质,条件是它们认为这些是值得报道的,并且是一般说来有机会成为媒体所生产的现实图景的成分。(二)展示规律,据此来决定以什么形式在传媒中展示某些报道或其他信息,使它们有希望在受众中引起尽可能大的兴趣。 筛选规律是由“信息因素”决定的。在这方面起中心作用的是事件的特性如持续时间不长,在空间上、政治上和文化上距离观众近,它在媒体确定的大题目范围中的轰动价值以及冲突结构、损失、成就、犯罪行为,而尤其是与一些人物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涉及由个别人物决定的事件,另一方面则突出对个别知名人物在政治方面的作用的关心。(注:温弗里德·舒尔茨:《政治交往》1997年德文版。)这些选择标准以双重方式发挥筛选作用。它们使媒体的兴趣集中在符合它们要求的事件上,然后又强调这些事件的特别迎合这些标准的方面。 展示规律固然随不同的媒体而异,而且在印刷媒体中和电视中不同,但是它们统统不同程度地遵循剧场的导演原则。戏剧化的形式,对历史中的事件轻松愉快的安排,把事件夸大成人物之间的喜剧性纠纷以及把个别人物美化成英雄或贬低成坏蛋,尤其是对形象化表现方式的偏爱,这些就决定了政治世界中的事件在媒体中展示给观众的方式。 在媒体工作的记者在运用这些筛选规律和展示规律时当然还是有回旋余地的,而且不同的媒体也是以极不相同的方式按这些规律办事的。最大的差别存在于人们所谓的高品位报纸的政治报道为一方与马路小报和电视为另一方之间。有些研究报告说明这类规律仍旧在传媒系统的所有部门都起作用,它们代表记者的一种“共识”。(注:温弗里德·舒尔茨:《信息媒体中对现实的构建》1990年德文版。)因此如果认为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镜子或者应当是这样,那是一种幻想。它们不如说是它们自己的“传媒世界”的构建者,所借助的材料是它们根据自己的规律从政治世界和社会世界提取和加工的。由于大众媒体是指靠广大群众的,它们在原则上无法摆脱由这些规律产生的压力,除非它们不想对广大的公众发挥吸引力,但如果是这样,那就在根本上与它们的社会角色相矛盾。因此在原则上说不能指望大众媒体所展示的政治世界图像与学校授课、科学研究、党代表大会或细致认真的对话中所掌握和介绍的图景一样,即使在媒体力求作出公正的报道并且是处于有效的公共监督之下时,它们也做不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