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地和伊拉克实施集体制裁产生的诸多道德问题，至今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在美国）引起了关于国际经济制裁伦理问题的讨论。下述是作者站在政治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以飨读者。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简述人道主义问题以及由集体制裁所导致的伦理困境。第二部分讨论使用制裁手段的一些规范标准问题——这些标准实际上出自特定的伦理传统，而不是给予系统性的辩解（因为那是伦理学家的事）。第三部分则探讨集体制裁所造成的策略与惯例方面的后果。这种性质的制裁——作为本文的前提——可以视之为以世界秩序为导向的有效的政治手段。然而，鉴于战略和道德上的原因，这些制裁应比迄今为止的所作所为计划得更加周密，审查得更加详尽。 困境 以伊拉克和海地为例，制裁所造成的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在道德上已引起了广泛而严重的忧虑。这些问题无疑已得到了证实，虽说对受害国民造成的影响尚不确切。1994年春至初夏，海地有100多万居民依靠救援组织的食品为生。尽管这些组织在该地有600多个食物发放中心，也无法将食品送到所有需求者手中。因禁运而造成的营养不良与婴儿死亡率上升的数据，尚无法确定且存有争议。哈佛大学一支考查队，研究记录了婴儿死亡率大幅上升的情况，然而克林顿政府在检查该项调查之后予以驳回。1994年2月，美国政府根据海地38家医院的统计结果、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组织的报告，宣布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海地婴儿死亡率上升（当时婴儿死亡率确已很高），同时政府的调查还显示营养不良的情况只略有上升。但不管制裁造成的影响如何，由于海地军队阻止食品与燃料发放，就使得情况进一步恶化。 对伊拉克的状况进行评估，就更加困难了。在战争中，该国的百姓都成了萨达姆·侯赛因的人质。多年来，伊拉克统治集团又拒绝以出口少量石油换取紧急的资金来购买食品、药品以及其他人道主义物资。此外，我们也无法确定战争造成了哪些问题？禁运的后果是什么？伊拉克政府的宣传内容如何？例如，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94年5月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该国大部分人口陷于普遍饥荒与营养不良的窘境。然而，联合国权威机构和一些非政府组织所公布的该地区婴儿死亡率的数据，并不来自自己的综合调查，而是根据伊拉克政府和其他调查资料的统计数字。无论数据如何不精确，就经济制裁给伊拉克人民所带来的灾难而言，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制裁加重了营养不良和普遍的健康下降，以及教育、经济和社会多方面致命的综合症，它对整个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 正是对伊拉克和海地的制裁，因制裁引起的由来已久的有关伦理问题的讨论摆到了显要的位置。这一讨论在本世纪30年代就曾轰动一时，当时由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J.F.Dulles)率领的一个委员会把使用经济制裁作为一种手段，迫使凯洛格·白里安条约（将战争定为非法）的签定，并出于道德上的考虑，否决了全面的经济禁运。当时提出的问题在今天变得更为突出：从道德上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的所作所为要由该国的老百姓来承担责任，这种观点是否可接受？由于经济压力，老百姓要历经磨难，这又是否可以接受？尤其是当该统治政权目无民主法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根本没有一致可言时。关于因经济制裁而引发的伦理问题，用曾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话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制裁引发了这样的伦理问题，因对被制裁国的政治统治者施加压力造成无辜老百姓饱受苦难，而统治者面对老百姓的灾难却无动于衷，这种制裁是否合法呢？” 尽管制裁的初衷是好的，但只要看到经济制裁给平民百姓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陷入道德方面的困境就无法避免了。制裁的原则与所造成的影响，都应包括在伦理价值的范围内。这是以下论述的出发点，它主要与联合国的集体制裁相关，因为少数几个国家的单边制裁或多边制裁通常不具有国际社会监督下的经济措施那样的深远影响。 规范的准则 在国际政治领域里，对各种问题做出的任何伦理评价，基本上或显或隐地遵循着某种从伦理上进行论证的传统。以下所采纳的伦理传统，其实是“正义战争”的教旨——即试图将道义的和必然的论证相结合，用于发展使用武力的准则。也就是说，把制裁的原则与影响作为评判的基础。这种传统并非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它在核时代引发的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尽管无须在此赘述，但却可以作为一个出发点来系统地讨论与国际经济制裁相关的伦理问题。由于把严厉的经济制裁作为一种手段，其使用结果所造成的问题，与使用武力所造成的问题并没有什么两样。 采用类比法通常并不可靠，所以使用时一定要注意其局限性。当经济施压与用武力施压都是高压政治手段时，两者同样有公正与否的问题。如果我们无视这样的事实：经济制裁特别用来取代不必要的武力干涉的话，那么这种类比很容易给人一种误导。在尝试运用类比法提出经济制裁准则并用于正义战争的原理之前，有三点须加以注意。第一，经济制裁是一种取代使用武力的潜在方式；第二，如果受影响的那些人赞同被制裁的统治集团、并对引发制裁的政策负有责任的话，有限的损害可以视为公正；第三，采用针对性较强的制裁与伴随的人道主义救援相结合，原则上可把制裁的后果限制在道德上可接受的范围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