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定意义上讲，1998年是世界形势在冷战结束后再次发生转折性变化的一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加深以及俄罗斯急剧衰退这两大发展所造成的后果，被美国视为世界“50年来所面临的最严重金融挑战”和对美国冷战后局势估计的一种否定。这两个发展出乎人们年初时的预料，充分显示出全球化进程难以驾驭的一面，向各个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适应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由于全球化发展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基础，这就带来了西方国家对市场自发力量的新反思。国际关系因之出现新的变化。 一、围绕如何认识和适应全球化进程的再反思 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冷战正式宣告结束之初，对社会主义及其运行机制曾出现世界范围的大反思。当时西方国家对于在世界范围推行全面西化充满信心和希望。美国政论家弗朗西斯·福山曾以《历史的终结》一文预言资本主义以此将一统天下。苏联的社会主义僵化模式随着苏联巨变受到根本否定，社会民主主义也一时不振，资本主义自由化潮流得到助长。近十年来，社会主义和转轨国家普遍走上市场化改革道路。市场经济涉及的世界人口从90年代初的六亿猛增到90年代末的五六十亿。经济全球化进程随之迅猛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1998年金融动荡，使美国以至全世界为之震动，反思浪潮再次出现。这次的焦点转为，考察进入全球化阶段的资本主义本身及其运行机制出了什么问题。西方国家一方面重新评估它们对新兴市场经济（包括转轨经济）的战略，另一方面再次研究如何在新的挑战下维护它们自己作为市场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榜样”的作用。美英不少评论文章惊呼《谁把资本主义给丢了》？法国总理若斯潘1998年9月间说，资本主义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自己，因为它带来不稳定。福山8月间也说，他的论据可能证明真是错了。非西方国家也正在认真吸取和比较它们近十年在市场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1998年的事态发展标志着，以对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模式纠偏为主要内容的中间道路开始行时。这集中反映在有关“后华盛顿共识”和“第三条道路”的政策主张上。 西方国家新反思的内容庞杂，各有各的说法，但有几个问题在较大程度上得到一定的共识：应对资本主义的自由化发展进行较前严格和有序的管理；市场自由化不一定能自动为政治民主化与社会矛盾缓和化开辟道路：西方对非西方国家的改造能力有限，后者的内部因素起着决定作用。 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出现的经济危机，对美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美国的新兴大市场战略受到挑战。亚洲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直接使美国的经济受损。1998年上半年，美国对亚洲出口比1997年同期下降20%。商务部长戴利9月20日说，1998年上半年的美国出口如不把亚洲计算在内可增加7%，如把亚洲计算在内则只增加1%。美国已不得不把预定2000年出口达到1.2万亿美元的目标推迟到21世纪初实现。而且美国的新兴大市场战略从一开始就不限于在经济领域谋利，还包含有明确的政治安全目标。美国想当然地认为，新兴大市场将随着它们的日益自由化而达到繁荣，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将构成接受并在当地推进西方式民主的牢固社会基础，这一市场的繁荣和自由化因此将有助于消除在那里发生冲突的根源。但新兴市场各国的发展与美国的这套想法并不相符。 俄罗斯危机对美国是又一个沉重打击。美国把俄国顺利改造为西方式国家的战略构想一时落空，现在认为美俄伙伴关系不得不降级了。 俄罗斯在全面危机虽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因素，但主要是内部原因。俄国实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但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依然很低。（注：1998年11月在马尼拉举行的经济自由度指标国际研讨会以10为满分，对世界119个国家进行排队，俄排第91，5.1分；香港为第一，9.6分；缅甸为最后，2.5分；中国排第79，5.6分。）俄第一副总理马斯柳科夫1998年10月31日在俄《独立报》撰文说，俄近八年来推行的并不是市场化，而是相互拖欠、易货贸易。俄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也还相差甚远。 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冷战刚刚结束时提出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构想，是以美国同西化了的俄国合作为基础的。但为时不久，美国就开始对俄罗斯感到失望，之后失望感日益加深，防范逐渐加重，伙伴关系早就从“成熟的”调整为“现实的”。1998年夏俄国发生全面危机以来，美国对俄国进一步降低了合作期望，增强了防范意识。基于对俄国形势的悲观估计，美国已就对俄政策作出重大调整。美国事实上承认冷战后奉行的对俄政策失败。“谁应为丢失俄国负责？”正在成为近来美国政策辩论的一个热点。现在美国对帮助改造俄国的信心大降，对俄政策的首要考虑已是，如何应付俄局势一旦严重恶化和政策转向会给美国带来的严重安全问题。 近来出现的超越“华盛顿共识”和“第三条道路”的议论，分别代表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和对本身发展战略的重新审视和调整。它们涉及的对象虽有区别，思路却一样，即认为：金融自由化一方面须与国际和各国国内的适当监控相结合，另一方面须与增进各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公正相结合，因此应适度扩大政府的干预。 “华盛顿共识”形成于80年代，是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三个机构处理当时拉美债务危机的产物，表现形式是它们为援救危机国所提出的条件，事实上代表它们对发展中和转轨中国家所应采用的金融和经济政策原则的基本主张。按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所作的概括，其中心内容是，贸易和市场自由化、私有化和小政府，认为只要政府不插手，私有化的市场就能有效地分配资源和带来经济的健康增长；主要政策处方是限制政府干预，控制通货膨胀，减少财政及经常项目赤字。东亚和俄国的危机使这套主张在国际金融机构、美国、欧盟和新兴市场国家受到程度不等、角度不同的质疑。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强调市场进一步开放和自由化的重要性，但承认必须对资本流动实行一定的控制；并须强调帮助危机国建立社会安全网。世界银行和一些经济学家把社会进步和稳定放在经济增长之上。世行行长沃尔芬森表示，没有更大的公平和社会正义就不会有政治稳定，而没有政治稳定，拿出再多的钱也不会带来金融稳定；解决问题的答案不在于注入350亿美元进行援救，而在于改进教育、道路、供水、行政效率和透明度；不能再把市场稳定的重要性置于穷人的命运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