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人权外交早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本世纪初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时期(1912-1918)。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的很重要内容就是捍卫人权。1917年4月，美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威尔逊声称美国参战的目的是“捍卫人类的权利”，当时，威尔逊被“公认为世界各地人权的保卫者”。当然，美国参战的真实目的是维护美国的利益，争夺世界霸权。以后，多任美国政府首脑，如福兰克林·罗斯福和杜鲁门，都在其外交政策中注入了人权外交的内容。但是，在美国外交史上，明确提出人权外交口号并将人权问题作为外交政策核心内容的是卡特政府。不过当时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主要是针对苏联、东欧，中国并不是主要对象。随着冷战结束，美国逐渐将人权外交的矛头主要对准了中国，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进行了一个个回合的较量，人权问题成了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中美关系中，传统观点认为，美国搞人权外交，实质上是将人权问题作为一张牌，用来对付中国、遏制中国，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孤立，进而压中国就范，顺从美国，最终走上“西化”的道路。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人权问题并不仅仅是美国外交中的一张牌，它有着更深层次的内容和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人权是与美国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构成美国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是个人主义，而美国人权观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视个人的权利。美国价值观根植于美国独特的社会历史。美国立国前，北美13州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欧洲的移民，他们或是因生活所迫，到新大陆寻找出路，或是在原居住地受到政治迫害或宗教迫害，到北美来避难。这些人继承了欧洲的基督教信仰和源于这种信仰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民主等价值观。以后，13州人民不堪忍受英国的殖民统治，通过艰苦的斗争赢得了独立和自由。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民主、独立等价值观被大大强化。这些价值观在后来开发北美大陆的过程中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可见，美国价值观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在美国社会是根深蒂固，并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对美国人的思想和情感有着深刻影响。美国在经济、科技等事业发展上的成功又使美国人将他们的价值观绝对化，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价值观，应该在世界推而广之，让全人类共享，而美国则负有义不容辞的“推广”责任。所以，关心它国的人权问题是美国人（至少是那些关心政治、有社会责任感者）的普遍心态和情感。在这方面，美国当权者与公众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价值观肯定会影响美国当权者的政策倾向以及公众对政策的认同感。所以人权外交在美国非常有民意基础。由于种种原因，中美两国在人权观、价值观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比如关于台湾问题，按美国人的观念，一个地区是否与另一地区统一，完全取决于该地区居民的意志，这就与中国人的祖国一定要统一的观念相差甚远。此外，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特别是媒体的误导，美国人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缺乏应有的了解，甚至存在严重误解。这些都会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实行议会民主政体，选民的意志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的去留。因此，任何一届政府在制定内外政策时都要尽可能地迎合选民的心态和情感。人权外交是美国政府用以笼络人心、争取选民的一个常用的有效手段。卡特总统在中美建交三个月后签署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就载有“维护并促进全体台湾人民的人权是美国的目标”这样的话，以迎合美国人的情感。1992年大选时，克林顿抨击布什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太软弱，并攻击中国是“萨达姆式的暴君统治国”，为其赢得了不少选票。近些年，在克林顿政府调整对华政策、重视发展中美关系的同时，在美国出现了一股影响颇大的反华势力，这股势力之所以能兴风作浪，相当程度上也是迎合了美国公众在人权等问题上的情感。1998年克林顿访华，是顶着相当大的压力、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而成行的。他在访华期间大谈人权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缓解国内的压力，向公众做出一种姿态。 由于美国价值观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是前进的动力，因此它构成了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单就政府这个层面来说，美国一方面要极力维护这种价值观在美国社会的主导地位，不使其受到动摇，任何有可能动摇这种地位的思潮和价值观都会遭到美国的敌视。这正是反共主义形成的根源之一。共产主义思潮传入美国后，特别是十月革命后，美国便将共产主义看成是威胁美国价值观地位的洪水猛兽，极力反对之，以后反共主义又成了美国推行冷战政策的主要思想基础。另一方面，美国有意识地在全世界推广它的价值观，将其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之一。美国立国200多年来，对外所追求的，不单纯是商业利益、领土扩张和霸权地位，还有美国价值观的推广。这一点里根在1988年1月20日向美国会提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反映得十分清楚。报告强调：“国家安全战略必须从作为一个国家所珍视的价值观念出发……这些价值观念引导我们去谋求建立一种自决、民主体制、经济发展和人权的国际秩序。”克林顿在访华前夕明确讲：“我们同中国接触也是传播我们理想的最好方式。”当然，推广价值观与追求商业利益和霸权地位是相辅相成的。很显然，那些接受了美国价值观的国家，更容易向美国开放市场，更容易接受美国的领导，承认美国的霸权。 从美国对民主的态度也可以看出美国人权外交的真实动机。在美国外交决策人看来，人权与民主是紧密相关的。一方面，民主权利是最重要的人权之一，另一方面，他们心目中的民主国家，人权状况都是好的。所以，在世界推进西方民主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1996年底，克林顿连任总统后不久在澳大利亚众议院发表讲话时明确表示，在他的第二任期内要“负起特别的责任”，“在世界各地推进民主”。克林顿这样说了，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他在访华期间特别关心人权问题和中国基层民主选举情况，甚至把电视直播他在北大的演讲看成是他此次访问的最主要成果，完全出于他的内心愿望，是与他为维护美国利益而访华的初衷相吻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