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邦共和国历史上，总理第一次通过全国大选下台。我们能否就此得出结论，德国民主已经恢复了自信？ 是的，我想我们能够作出这样的结论。在以前的选举中，政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争取政治盟友。这正是路德维希·艾哈德和赫尔穆特·施密特被迫下台的原因。现在公民们亲自担负起决定总理人选的任务。在一种民主制度中，选民们必须相信，他们的决定在某个关节点上能够影响一个自我封闭的、官僚化的政治世界。在西德，这种民主态度的真正扎根付出了几代人的努力。我的感觉是这种变化现在有效地实现了。 您一直认为赫尔穆特·科尔确保了联邦共和国在西方的信任度。您怀念他吗？ 对科尔的所有必要的批评都出现过了。他的历史功绩是把德国的统一融合到更广泛的欧洲统一大业之中。与我同龄的人也认为科尔是自己这一代的人。我在这里想到的是他全身心地拒绝精英精神，特别是1989年后出现的政治审美。科尔显然没有忘记纳粹集团制造的惨绝人寰的一幕或者纳粹主义骗子们所做的卓别林式的怪异行为。 当然，我们经常抱怨科尔言语举止中透露出的无形的土里土气。但是我开始逐渐欣赏这种对公众人物身上惯有的夸夸其谈习气的捐弃。在科尔的风格里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不需鼓噪的、我这一代人都想看到的东西。这种东西反对自高自大、目中无人以及追求德国精神的美好气质，我们可能成功地汲取了其中的一些。 科尔在执政中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他执政初期谈到的“精神—道德转变”的失败起到了某种实验的作用。执政的科尔一旦发现他不再能做他在弗登和比特堡或其他地方做的事时，这个国家显然已经变成了一个自由社会。联邦共和国早期的精神定式这一是像卡尔·施密特这样的思想家鼓吹的对左翼的“内部敌人”的怀疑——在1977年秋天大屠杀似的气氛中，对颠覆的深深恐惧再一次迸发出来。科尔没有利用这种情感态度来争取支持。 在德国将出现一个红绿联盟的政府。这仅仅是一个政治变化，或者说它还标志着文化前景的变化？ 在选举的当天晚上，当左派获得前所未有的多数票成为定局时，我的许多同龄人肯定想起了1969年的春天。在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后，古斯塔夫·海涅曼谈到了某种“权力中的变化”；不久，威利·勃兰特依靠社会党和自由党联合获得的微弱多数就任总理。在那个时候，已经存在了很久的阿登纳时代在阿登纳的反对者——海涅曼身上惊人地延续下来，后者是一个诚实出名的人物。我经历的那个时期被人员的连续和过去的梦魇削弱了光芒。经过知识分子不屈反抗的10年以及积极地挑战政治传统的另一个10年，在六个七十年代之交终于出现了权力的转变。因此，政治转变是文化环境中更深刻变化的必然结果。目前的情况与以往完全不同。在一种分崩离析、正在瘫痪的文化环境中，许多年来，什么都没有变，即使是那群处于充满生机的新自由主义和苍白的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调侃者也无法扭转这一切。 “红绿联盟的事业”有可能实现吗？或者说，在目前任何政治行动的空间都将缩小，以致仅存在版本不同的中派政治吗？ 红绿联盟是在80年代末，奥斯卡·拉封丹有可能赢得下一次大选的前提下出现的。从那以后，“德国统一”和“全球经济”的制约使联盟的事业蜕化成不过是“现代化和社会正义”的口号——还装饰以生态意识的税收改革，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找到可供替代的财政资源。故弄玄虚的新立场同样使我不舒服。社会和生态的转变可以在国家框架中实现是个错误的假设。结果是对已经改变的、本质上是后国家的权力安排(constellation)的存在条件采取强烈的保护措施。让我担心的是人们对这种情况缺乏任何新的看法。今天，每个人都谈论“后生态时代”。至少从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出版以来，在过去50年中，这个口号不断被提出并被否定，如此频繁的变化使它几乎没有任何可信度。在政治中，没有把人民区分开的“问题”，就不会有任何进步。这就是今天缺少的东西。 旧方案的经历可能早已使人民有点厌烦新的了。您怎样理解这里的“方案”？ 当你解决一个充满矛盾的问题，并提出分析意见的时候，就存在一个方案。你的分析理清了手头上的问题，同时也使某些政治目标比其他的似乎更合理些。最近的选举中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挑战的社会民主党人避开了意见的极端化，同时避免了潜在威胁的任何源头。在选举之夜失败者轻松的表情清楚地表明，他们没有把所有有关“方向转变”的谈论当回事。 那么，没有其他选择了吗？ 根本不是这样。不需高瞻远瞩，就可以看到摆在新政府面前的棘手问题。新政府对大规模失业会有什么举措呢？中央政府的活动余地已经在两个关键方面缩小了。当熟悉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无法在不再是国家单位的经济空间中发挥作用的时候，作为财政权威的国家在国内经济中也在不断地失去效力。这就是需要以新的、反思性方式解决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原因。问题是这样的：难道政治必须不容置疑地继续成为解除管制的过程吗？简单地说，国家政治效力的衰落指明了政治统治全面消除的方向吗？或者政治行动的中介能在其他层面上复兴，与跨国市场的权力合拍吗？这是现在的核心问题。在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外能够而且应该有一种民主地合法行使的权力吗？随着共同的货币政策对单一欧洲市场构建的完成，管制的需要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并将界定政治。 在您的新书《后国家的安排》(The 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中，您鼓励政治家们走出自己的阴影，在超国家的层面上构建福利国家。您认为这是捷哈德·施罗德未来成功的标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