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国家十年跌宕起伏，改制转型大局甫定。目前，多党议会制度步入巩固期，市场经济框架基本构筑形成，回归欧洲已成为多数国家外交政策中心议题。然而，冷战后新体制还在缓慢磨合与发展，政治、经济、外交诸领域出现新矛盾与挑战，向何处去仍不失为现实问题。 政治：探索道路大业未竟 制度更迭以来，东欧国家逐步建立起三权分立和多党议会制度。虽然各国现行体制运行的平衡程度有较大差异，一些国家由全民直选总统，有的总统权限较大甚至具有强人政治色彩，但多党议会民主已为社会各派主要政治力量所接受。各国规范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主要法律基本出台，不同程度实行了法治化。 冷战结束后数年，东欧国家政局由动荡走向稳定。各派政治势力追逐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的较量逐步纳入法制轨道，多党议会及各级政权运转渐趋正常。游行示威和罢工已较少蜕变为街头暴力行动，主要成为一定社会阶层保护自身利益的举动。克罗地亚、波黑武装冲突先后走向和平解决。求稳社会心态在多数东欧国家成为主导思想。然而一两年前这一进程又出现反复，一些国家再现不同程度动荡，尤其是保、阿、南（塞）政局严重动荡甚至社会动乱，引进世人瞩目。1998年动荡区域重新缩小，除阿出现短期武力骚动和科索沃危机成为新热点外，多数国家社会总体趋于稳定。 目前，东欧国家还不能说已找到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转轨前期，一些当权者不考虑本国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和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盲目套用西方模式，使国家和人民付出沉重代价。现在，这些国家仍处于道路探索阶段，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它们还在寻找有利于稳定政局和振兴经济的发展之路。 东欧国家总体现仍处于改制转型过渡期，这一体制的巩固磨合期可能比预想的要长。稳定的政治格局尚未根本形成，政党政治还不成熟。各国注册登记政党数目普遍达数十个乃至数百个，众多政党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各国政坛目前实用主义特点凸显，不同党派为谋取政治权力相互结成扑朔迷离的关系，联合执政及各种结盟关系比比皆是。影响国家政治走向的主要党派数目有所减少，多数国家朝由左右两大主要政治力量及少数政党轮流坐庄的格局发展。剧变十年，左右翼总体几度易位，多数国家政府易主频繁，多者已达八届。反对党经大选执政后，为显示与前任区别以取悦于民，频频出台新的社会经济措施，政策缺乏连续性。东欧的多党制与西欧尚有不小差距。 随着转轨的深入发展而形成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难以解决，是各国面临的一大难题。通胀、失业、两极分化、腐败、治安恶化及种种社会矛盾严重困扰东欧国家发展。经济丑闻成为阿尔巴尼亚、捷克提前大选的直接诱因。群众的期盼与严酷的现实形成鲜明反差，虽多数人仍在等待观望，但思变情绪进一步凸显。近两三年朝野易位成为普遍现象，仅去年即有匈、捷、斯（洛伐克）、马其顿反对党上台。罗、阿政府进行重大改组，波黑、南联盟两共和国执政组合也有较大变化。此外，民族主义情绪又在前南地区一定程度升温，突出表现为科索沃武装冲突接连不断。 经济：欲求发展步履维艰 东欧国家经济转轨后实行西方式市场经济。大多以推行私有化作为改造经济体制重点，全面改革财税、物价、金融、工资、外贸等制度。迄今北部数国私有化大体完成，南部国家相对滞后，罗、保等国正在加速实施。目前私有经济成分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一般已达60%-80%。在转轨政策上，多数国家先实行休克疗法或激进政策，在造成经济严重衰退后又不同程度放慢转轨速度，匈牙利则沿袭渐进办法后又加大步伐实行半休克疗法，前南一些国家步子较稳或一度受战乱影响。总体上，东欧国家市场经济框架基本形成。 由于多数东欧国家在经济危机低起点上开始转轨，前期普遍陷入衰退漩涡，1992-1994年先后走出谷底，1995年普遍回升。但近两年不少国家恢复性增长势头受挫或增速放慢，阿、保、罗、捷等国先后出现负增长。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报告，中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经济增长已连续三年放慢速度。1995年的增长速度达5.5%，为最高水平，1997年为3.6%，1998年估计降至3%。现在，波、捷、匈和两斯经济发展总体情况较好，已接近或超出剧变之前水平；罗、保、阿存在较严重产业结构和经济效益问题；前南四国（除斯洛文尼亚外）由于分别受到战乱和制裁影响，困难仍不少。 目前，东欧国家经济发展尚未根本转入良性循环，振兴经济没有现成灵丹妙药。亚洲、俄罗斯金融危机及全球金融动荡，造成世界经济贸易增速锐减，外部环境更加严峻，这无疑加重东欧国家摆脱困境的难度。各国政府虽不断进行尝试，但迄今未见实质建树。私有化及其他种种措施，尚不能保证经济持续发展，新旧体制在一定程度并行阻碍经济正常运转。回顾十年历程，不时采用经济紧缩政策是一特点。前期为避免经济崩溃，不少国家采取货币金融政策。近年一些国家财政和国际收支逆差重新扩大，有的进口及消费、工资增长过速问题突出，又转而采用紧缩政策。尽管各国主政力量分别自称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或自由市场经济，但对社会调控力度的趋势在加强。 经济问题已成为东欧国家实现发展和社会稳定之关键所在。多数国家通胀、失业率长年居高难下，生活水平一度停滞甚至降低，四分之一以上人口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准线以下。各国执政力量中真正能兑现提高生活水平诺言者鲜见，这往往导致群众思变情绪的加强。观察各国罢工、示威游行乃至一些国家新动荡的原因，多出于经济矛盾激化。经济问题已成为不同政治势力在议会内外较量的中心议题之一。然而，各国目前尚未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