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去年秋季德国大选和意大利政府重组，西方五个大国——美、英、法、德、意的政府首脑都已属于新一代的领导人。西方评论家认为，他们具有不少共同的特征：清教徒的背景、反教条和革新精神、自信和进取，独立自主性强，等等。 从年龄上看，除了若斯潘总理刚过60之外，另4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是40多岁或50出头。也就是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5位领导人或者尚未出生，或者只是幼童；对国家在第二次大战中的经历，他们没有切身的感受。这一点对施罗德的影响特别明显。他说过，他是第一个没有任何战争情结的德国总理，他对压在德国人肩上的负罪重担感到厌烦，禁止德国人有民族自豪感的时间太长了。 60和70年代，反核、西欧反美和要求平等与民主的学生运动和反战运动曾席卷西欧北美大地，这些领导人或曾积极参与，或曾深受影响。在美国侵越战争期间克林顿曾避而未服兵役。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据有的评论介绍，曾使若斯潘思想发生重要变化。达莱马1968年19岁时加入意大利共产党，今年10月是作为左翼民主党（由意共改名）总书记当选为总理的。 5位领导人在政治思想上大体都属于中间偏左。克林顿从1992年就任总统时起一直奉行中间派政策，布莱尔大力推行“第三条道路”；施罗德表示自己既不左也不右，属于中派。尽管他们的纲领和施政方针差别不少，但大方向比较相近，个人之间也比较投缘，若斯潘称克林顿为左派，施罗德表示与布莱尔有不少共同想法。他竞选时和克林顿1996年再次竞选总统时所选择的重点问题雷同——强调解决就业问题和维护中产阶级的利益。西方大国领导人政治倾向的接近，使中间或中左道路一时成为西方政治的主流。除了这5国，欧盟还有9国系中派或中左派掌权。 新一代领导人大都给自己冠以“新”头衔，如克林顿的“新民主党人”，布莱尔的“新工党”，施罗德的“新中派”。事实上，这种“新”的含义主要指遇事采取务实和实用主义的态度。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的含义比较模糊，内容也相当庞杂，既没有一套严谨的理论，也没有固定的实施方案。正如一些政治评论家所指出的，其要点就在于不受过去的意识形态束缚。布莱尔说，第三条道路是现代社会民主通向革新和成功之路，要坚决超越一切过时的思维方式。施罗德也说，老的意识形态已被历史力量取代，希望人们抱一种总体观念。 问题是，在他们的心目中，什么是当前较为可取的选择呢？虽然政策的内容或重点有所不同，他们的有些基本想法却是比较接近的。这就是：应该对资本主义的放任自流模式进行较前些年严格和有序的管理；市场自由化不一定能自动为政治民主化与缓和社会矛盾开辟道路，政府应该发挥有力的作用；无论在一国国内还是在全世界范围，都必须正视由贫富差距扩大而引发的国内和国际不稳定，因此应该提高对社会公正的重视程度。有代表性的说法如：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若斯潘）；不要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但要社会的均衡主义。 这套主张体现在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处理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着眼于社会中的贫穷阶层，一是突出解决失业问题的重要性；二是减轻普通劳动者的负担，刺激公众的消费需求；三是适当改革移民法。其次，大大加大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并进行教育改革。此外，加强环境保护，环保与发展并重得到进一步强调。 在政治领域，为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竞争的社会与“社会主义”之间求得一定的平衡，主张强调政府调节经济和社会事务的作用。为此，要推进多元化政治，改进政府的民主管理。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项重要措施是下放权力。英国允许苏格兰和威尔士地方议会拥有处理地方事务的权力。美国各州和州以下的政府权力不断在加强。意大利也通过赋予地方政府更大权利和改善各级政府的管理来有效地维护国家统一。另一项措施是加强社区的建设，使社区更多地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和管理的责任，帮助政府贴近公民。 5国领导人和他们所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1998年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是冷战后世界形势深刻变化发展到最近出现的一个转折。以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曾在80年代形成主流。80年代末苏联东欧巨变，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进入低潮而下降，新保守主义所代表的私有化，市场自由化以及以市场化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市场自由化，将推进民办经济增长和繁荣，加上信息的自由交流，必将导致世界的民主化”这种信念，在西方流行一时。但亚洲金融危机向全球演化和蔓延、俄罗斯经济濒于崩溃严重动摇了西方这一信念。连冷战结束后以《历史的终结》一文预言资本主义将一统天下名闻于世的福山，近日也称他当年的论断有误。目前西方的新信念已变为：“资本主义如果不能为国家的多数提供财富，不能建立体现民主和平等的机制，就维持不了稳定，就可能在选举中失败”。从根本上说，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是以试图解决今日资本主义社会所引发的种种矛盾为己任的。它的今后走向和落实状况，对西方国家的发展战略和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都有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