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低级政治与高级政治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问题领域（issue-ar-eas）通常分为两大范畴：“低级政治”（low politics）与“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战争、和平、军事安全等问题属于高级政治，围绕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展开的国际现象则归入低级政治。美苏冷战结束之后，一种认为战争与和平问题、军事安全问题已经不必再像从前那样受到高度重视的论调开始盛行。这种论调的失误有三：第一，国际关系现实中的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从来都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一定的国际经济交往得以进行的安全前提，以及它在安全领域内引起的效应，至少是与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本身同等重要的问题。第二，高级政治范畴的显性表现程度并不等于高级政治本身的重要程度。即使认为冷战后全球安全形势明显趋缓、全球经济社会交流日趋活跃，这也只是两种范畴分别处于隐性状态和显性状态的差别，而绝非此轻彼重的体现。第三，对现象的感觉远远不能替代严肃认真的学术分析。在对国际关系诸问题领域进行细致周全的考察之前就下结论，在理论上是不可取的，在政策上更是贻害无穷。 基于上述理由，中国更有必要在冷战后继续关注国际战争与和平问题。为此目的，梳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种种观点和见解，进而理解影响西方国家对外政策取向的基本价值观和理论基础，便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四次大辩论 把握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诸战争观的内涵、关系及影响，首先必须追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整体脉络。 国际关系理论的正式诞生源于给人类带来空前灾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5月30日， 巴黎和会上的英美代表同意在本国建立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机构。之后，至30年代初，各种国际关系研究所、院系、课程在英国和美国大量涌现（注：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53页。）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的20年时间里，支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是理想主义学派。这一学派以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代表，倡导用道德准则、民主制度和国际组织缔造新型的国际社会，以避免战争的重演。但是，二战的爆发使这一乌托邦式的梦想彻底破灭。此时，以卡尔和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开始涌现，它强调主权国家对于强权和国家利益的追逐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现实，并抨击理想主义的“国际道德论”、“利益和谐论”以及“主权有限论”，掀起了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的第一次大辩论。 60年代中期，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成为第二次大辩论的焦点。卡普兰、多伊奇、辛格等学者主张引入系统论、沟通论、博奕论、量化研究等科学行为主义方法，而传统主义学派则捍卫哲学、历史、法律、外交等传统研究思路的价值。辩论的结果是诸方法论走向融合，国际关系理论进入后行为主义阶段。 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际政治经济发生巨大变化，再度引发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次大辩论：新现实主义对新自由制度主义。这次的焦点回到了国际关系的实质性问题——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作为限制国家对外行为的先定结构，致使主权国家无法进行实质性合作。新自由制度主义则坚信，国际相互依赖、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的深入发展正在为利己主义的国家进行切实的合作创造愈益充分的条件。随着辩论的深入，双方发现彼此在假定国家是理性行为体的判断上几乎一致。于是，新现实—新自由式的综合（neorealistneoliberal synthesis）使此次辩论逐渐导向国际合作中绝对收益（absolute gains）与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s）的关系问题。 与此同时， 被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罗伯持·寇汉（Robert Keohane）称之为“反思主义”（ reflectivism）的新流派应运而生。该流派意在推翻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共同拥有的理性主义假设， 而代之以解构主义（ deconstructivism）、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等更具包容力的新逻辑。目前，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的第四次大辩论仍在继续（注：Iver B.Neumann and Ole Waver,eds.,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asters in theMaking,London:Routledge,1997,pp.7—25。） 在上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脉络的大框架下，我们可以较深入地把握目前在西方较有代表性的五大战争观：新现实主义战争观、新自由制度主义战争观、建构主义战争观、民主和平论以及“大战过时”论。对于这5种战争观，我们可以连续进行两次划分。首先， 按方法论的区分标准，大战过时论属于传统反思型战争观， 而另外4种同属于科学分析型战争观。其次，在科学分析型战争观内部， 前3种又因相同的特征（从国际系统层次的角度审视战争），而与民主和平论（从国内单位层次上看待战争的论点）相区分。以下依次对这5种战争观加以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