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结束给西方世界带来了短暂的狂喜，“历史终结论”正是这种抑制不住的喜悦情绪的流露。然而，狂喜没有持续多久，整个西方世界很快恢复了平静，陷入反思之中。因为一度被苏东剧变的历史背影所掩盖的自身问题开始逐步显露出来，被新自由主义奉为圭臬的市场化不仅不能彻底解决积重难返的苏东问题，而且在应付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时代遭遇的内部问题时也捉襟见肘。西方左派在度过了休克打击带来的混乱和消沉后，逐渐复苏，重新确立目标和口号，利用新自由主义的疲惫和乏味，在西方政坛卷土重来，有的还重新执政，形成了二战后左派发展的新高潮。“第三条道路”就是西方左派为把自己与老左派和新右派区别开来，标明自己的理论实践创新而量身定做的标签。这个标签不仅有象征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西方左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尝试努力，折射了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变迁。 一、后冷战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变化的宏观背景 在西方现代历史上，声称处于左右之间或者超越了左右界限的政治运动或意识形态有许多种，如，哈罗德·麦克米兰在30年代主张的人道的资本主义，40年代拉斯基等人提出的“新工业化”，50年代社会党国际追求的界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道路，60年代东欧国家提出的人道的社会主义，70年代德国的绿党，80年代瑞典的社会民主党，等等。这些运动或思潮在当时都曾经引起轰动。它们虽然与90年代鹊起的“第三条道路”没有什么联系，但说明了西方世界在进入现代以来一直处于二元对立的紧张状态，具体表现为几大主义间的对立。以往寻求中间路线的尝试与目前的“第三条道路”至少有两个表面上的明显区别。一是以前的这些尝试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主义之间进行的，这两大主义是界定这些尝试的“中间性”的坐标。而“第三条道路”的出现则是在两大意识形态的对立基本结束，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被屏弃后出现的，是后冷战时代的产物。其寻求的中间路线是要超越传统左派（即社会民主党）与新右派（即新自由主义者），也包括极端自由主义者。二是这些寻求中间突破的努力在时代背景上有巨大区别。如果不把“第三条道路”放在宏观的时代背景下来审视，就无法全面深入地理解它出现的原由、意义以及它与以前的尝试之间的深刻区别。 “第三条道路”是在后冷战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出现的，这个时代发生的诸多变化与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些变化中，突出的有以下几个： 1.两大意识形态对立格局的结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为各种思想和探索的出现提供了更广泛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被突然的打击冲乱了阵脚的左派很快意识到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瓦解对自己的崛起是个大好机会，他们不仅可以把苏联作为批判的反面教材，而且可以彻底突破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分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更务实、更多元化。他们的努力与6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中出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论”和所谓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趋同论”不期而合，（注：参见小施莱辛格等编：《美国思想的轨迹》，豪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63年版第536页。 ）在延续了这个发展趋势的同时，也从它带来的社会政治变化中获得了现实的支持和动力。 2.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曾经是全球化进程的直接推动者和始终获益者的西方国家在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时也疲于应付，单单靠民族国家本身以及冷战时代建立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各种国际组织和机制无法解决充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全方位问题。要解决包括国际游资投机、国际犯罪、环境保护、人权保护、消除贫困和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与协作等在内的跨国界问题，不仅需要建立新的全球治理机制，调动民族国家、国际组织、民间组织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协调各种利益要求，而且要培养维护全球利益的全球价值，以推动全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对于西方国家的国内来说，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最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的外逃，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的下滑，这反过来推动了福利国家的改革步伐，恶化了移民与国内居民之间的关系，滋长了排外情绪，而福利制度的改革又意味着二战后确立的较为稳定的资本—劳工—国家的三角关系的解体。二是国内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民族矛盾的凸显甚至激化，分裂主义、排外主义与糟糕的经济状况混合在一起，威胁着国内既有的秩序、和谐的社会关系以及民族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二战后一度盛行的凯恩斯主义、里根—撒切尔主义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3.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变革，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早在6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了信息化将把人类社会带进“信息社会”和“后工业社会”。80年代流行起来的“第三波文明”，90年代的“知识经济时代”都说明了信息化对社会变迁和人类认识的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信息技术的发展首先造成了传统产业结构的变革，第一、第二产业在国民生产中的地位逐步下降，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在发达的西方国家正在成为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集中在信息领域，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加激烈。国家不仅要调整产业结构，还要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以第二产业为基础的工会冲击很大，不仅减少了成员数量，而且分化了组织内部的和谐一致关系。掌握信息技术的“白领阶层”在社会生产中的影响不断提高，以致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认为未来的社会权力将掌握在新兴的“符号制造者”手中。与力量不断增加的“符号制造者”相对的是，没有技术和技术落后的工人的经济地位的下降，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传统意义上的终身就业将越来越少，临时工、小时工等就业方式会增多。对于国家来说，在信息时代解决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既不能采用传统的福利救济方法，也不能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把失业完全推到市场那里，由个人解决，必须创造新的制度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