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产生连锁反应，日本经济全面恶化，俄罗斯经济濒临崩溃，拉丁美洲经济受到冲击，美国、欧洲股市大起大落。1998年的世界政治，笼罩在世界经济动荡起伏的影响之下。知识经济异军突起，必然给世纪末的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带来深远的影响。 一、亚洲金融危机拨乱东亚政治棋盘，也使南亚的经济增长率第一次超过东亚 自1997年7月起，世界经济的艳阳天浮来一袭阴影。 起自泰国的货币危机以极快的速度波及到韩国和马来西亚，接着在印度尼西亚登陆。所到之处货币贬值，股市暴跌，公司倒闭，国民财富顷刻间丧失大半。曾被誉为“亚洲雄风”的东亚经济一下子丧失了往日的活力。起初，东亚经济的风云突变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应有的重视，欧洲事不关己，美国隔岸观火，私下甚至有一种目睹竞争对手跌落的快慰。对东亚经济起飞早就心存疑义的西方学者立即撰文论证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败，说权威政治下的市场必然引起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扭曲，政府、企业、金融业关系不正常，从而必然导致危机，结论是亚洲必须对自己整个上层建筑连同意识形态进行改造。然而时隔不久，西方学者不得不从全球资本主义本身寻找危机根源，1998年年初由于日元贬值，亚洲开始的新一轮金融危机很快蔓延到半个世界。 陷入危机中的亚洲国家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金融救援，但同时也不得不吞下该组织开出的一副苦药：关闭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和大垄断公司，政府退出一些经济部门，紧缩货币，开放市场。这不仅意味着接受援助的亚洲国家必须按西方价值观念改造自己的经济结构和经营方式，而且意味着外国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控制强化，甚至意味越来越复杂的经济主权丧失。这必然触动这些国家各个方面的既得利益，加剧被经济高速发展掩盖着的社会矛盾。亚洲政治的棋盘被金融危机拨乱了。 泰国出现政府更迭，马来西亚产生政局动荡，政治强人马哈蒂尔和他的接班人安瓦尔反目为仇，安瓦尔的支持者接连数日上街游行，与军警发生冲突。印度尼西亚出现了1965年以来最剧烈的政治动荡，掌权33年之久的独裁者苏哈托被迫下台。然而愤怒的群众要求清算苏哈托家族33年来侵吞的大量国家财产，继任总统哈比比面对强大压力不得不一退再退。此时危机已毁掉印尼大半国民财富，饥民怒民如干柴烈火。印尼军方为转移群众注意力，进而乱中夺权，卑鄙地煽动印尼人对印尼华人的仇恨，蓄意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有组织强暴大批华人妇女的事件。如同1965年一样，曾为印尼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印尼华人再次成为印尼政治动乱的替罪羊。不管印尼新总统哈比比怎样解释，印度尼西亚的国际形象都被蒙上永远洗不掉的耻辱。一个容忍如此残忍兽行的国家是很难不被历史惩罚的，华人大量逃离势必严重动摇印尼的经济基础，大量抽逃的华资和外资将带走印尼经济近期内复苏的希望。 东亚经济危机使南亚经济增长率第一次超过东亚，也使南亚大国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愿望更加急不可耐。1998年5月， 刚刚上台的印度人民党为获议会稳定多数，不惜诉诸民族沙文主义，居然逆国际潮流而动，接连进行核试爆，并口出狂言，威胁邻国巴基斯坦，甚至无端攻击中国。巴基斯坦这个印度的姐妹国和老对头毫不示弱，立即以核试爆回敬。印度的本意是通过显示核能力提高印度的国际威望，抵消中国因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负责态度而日益升腾的国际威望，其结果却适得其反。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对亚洲安全的作用反而更加重要。 二、在金融动荡和经济变弱的风雨飘摇中，美国深感“高处不胜寒” 过去的三年中，美国经济增长尤为迅速，美国对世界的影响也达到了战后以来的最高点。 美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影响力的增强点燃了美国人久久隐伏的清教徒式的意识形态狂热。这一方面表现在美国对外政策上的以我为中心，另一方面表现在国内政治保守思想的回潮。美国在国际问题上一向用自己的价值观念衡量一切，评判一切。1998年2月底， 以巴特勒为首的联合国特委会宣称由于伊拉克方面的不合作，特委会在伊拉克的核查工作已无法进行。美国立即调兵谴将，准备对伊拉克动武。2月， 科索沃冲突加剧，美国主导的北约当即扬言对南斯拉夫进行空中打击，并且磨刀霍霍，步步紧逼，迫使南斯拉夫从科索沃撤军。众所周知，科索沃是南斯拉夫的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科索沃问题归根到底是南斯拉夫的内政。冷战后一个重要的动向是西方以人权为理由向传统的国家主权观提出挑战，10月20日英国逮捕前往英国治病的智利前独裁者皮诺切特就是一个最新的例证。北约扬言在科索沃动武，则是这一动向的典型表现。 在国内，美国清教徒式的意识形态狂热表现为保守思想回潮，克林顿性丑闻在这一背景下格外引人注目，加上党派因素，被炒成美国国内政治的头等大事，克林顿也因此被搞得狼狈不堪，面临被弹劾的恶运。实际上克林顿从1992年上台执政以来，就一直被各种各样的丑闻缠身，什么“白水门”、琼斯案、莱温斯基案等等，美国总统不得不一边打官司，一边处理国家大事。为付律师费，克林顿目前已欠债数百万美元。这是美国政治独有的奇特现象：一方面克林顿上任以来被公认为是能干的、称职的总统，另一方面他又总处在司法和道德的漩涡中。 美国的清教徒式的意识形态狂热还使美国对其它的文明和文化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和戒心，这是美国在主导中东和平进程中有意无意的偏向以色列的最深层原因。由此，美国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信徒眼中的“魔鬼撒旦”，而这种以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为其表现形式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正是在伊斯兰世界失败的绝望中兴起的，于是美国成为全世界恐怖主义的主要目标。1998年8月7日，美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和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同时被炸，两起爆炸案共造成200人死亡，5000 多人受伤，一个名叫“伊斯兰圣地解放军”的组织声称对上述两起爆炸负责。这只是近10年来数十起针对美国人的恐怖事件中最新的两件。美国立即施以报复，轰炸了苏丹和阿富汗两处被怀疑为恐怖分子据点的设施。俄罗斯立即指责美国人开了“想炸谁就炸谁的危险的先例。”然而，谁能肯定美国的报复不会召来更大范围的恐怖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