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英国首相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以来，在欧美各地处处都在谈“第三条道路”。有一种意见说，这没有什么新鲜的，无非是经济政策上的“左右融合”而已。如果只从经济政策上看，确实翻不出什么全新的花样来。然而，若从社会民主主义在整个世纪的变化趋势看，它实际上反映了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化”的必然逻辑：透过它，可以看出，不是如一般舆论所说的，欧洲政治向“左”转了，恰好相反，证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向“右”转了。布莱尔说了句实在话，他说：“经济政策没有左右之分，只有好坏之别。”他在访问法国时在国民议会发表演说，此语一出，举座热烈鼓掌，什么“左”呀“右”呀的，都没有意义了。其实，早在1994年，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设计者、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就写了书，那书名就叫《超越左和右》（Beyond Left and Right）。 布莱尔还有一句话也讲得坦率，他说，社会民主主义是“永恒的修正主义”。本来，“修正主义”就词义论，本无褒贬之意。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主张对凡尔赛条约进行修订的意见，被称为“改订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对“冷战”的起因问题也有一派意见被称为“修正主义者”，在英文都是“revisionism”这个字。 只有在伯恩施坦主义被列宁主义称为“修正主义”的时候，这个字才被意识形态化而在论战的一方成为背叛正统的同义语；而头号“叛徒”自然就是伯恩施坦。 伯恩施坦在19世纪末写出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基本原理进行了系统的“修正”，其根据是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末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理论应跟着加以修改。他在这本书的第一版序言里整段地重引了他写给1898年10月3日至8日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一封信中的话。信中提出，“我们看到一切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权一步一步地向各种民主制度让步”；“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信里还征引了1895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序言，说明政治性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民主党“采用合法手段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颠覆办法所得成就要多得多”。伯恩施坦接着说：“随着民主制度的增加，……在100 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100 年以前的流血革命”当是指法国大革命）他在这本书1920年再版的“跋”中猛烈抨击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粗暴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对于野蛮暴力的创造力量的过高估计。” 对于被谴责为“修正主义”，伯恩施坦在1908年的“第12000 册版序”中作了“反批评”；他说他之所以要“修正”，只是因为历史条件、政治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要说“修正主义”，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该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所见到过的最大的修正主义”；既然发展不会停顿，就永远会出现修正主义。 伯恩施坦主义在社会党和共产党分家后，实质上成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指导性理论。各国情况不同，基本理论则大同小异。本世纪前半叶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不妨说基本上是以伯恩施坦主义为指针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初期，各国社会党继续在纲领上、宣言上习惯性地沿袭阶级分析的传统观点，但是在政治实践上已越来越认同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而在阵营对立中站在西方立场上；但在国内问题上与资产阶级政党相比较，仍被称为“左”派的政治力量，他们自己也以“左”翼自诩。 各国社会党程度不同地陷入了理论矛盾之中，主要是执政党的地位（或作为争取成为执政党的主要反对党）和它所宣称的社会理想之间无法合拍；它需要在保持“左”派的旗号和适应形势之间找出一种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伯恩施坦时期的理论已显得“过时”，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应运而生。 “哥德斯堡纲领”说，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植根于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把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党的纲领中完全排除出去，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完全断绝了。勃兰特在酝酿、提出和推行“新东方政策”的时候，在70年代初与奥地利社会党第一书记克赖斯基、瑞典社会民主党第一书记帕尔梅多次通信和聚谈，讨论社会民主主义在新时期的理论问题，一致认同“哥德斯堡纲领”的思想路线，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概念是“自由公正（平等）、团结（博爱）”，宣告：“我们是启蒙运动的后代”，社会党不是“精英党”，而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一切民主进步力量的党，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 社会民主主义在本世纪初与共产主义决裂的时候，还保留若干与马克思主义在名义上的、十分微弱的延续性，实际上，这种延续性很快就越来越淡化，以至不复存在了。“哥德斯堡纲领”只不过是把这种既成事实以文字的形式确认下来而已。 最近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可以说标志着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进入了另一个新时期。全球化进程以及信息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和激烈的国际竞争，迫使任何一个政党和政府不能不面对每日每时出现的大量的共同问题。在这些无论谁都不能回避的共同问题面前，“左”、“右”之间的区别越来越不是对立性的，社会党的“左”派面目线条越来越模糊不清了。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老问题又重现了，社会党需要既向公众显示自己的个性，同时更必须“跟上潮流”，甚至努力赶在“潮流”的前头，它再次需要理论上的自圆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