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联邦选举中大获全胜，以意外佳绩赢得了这次大选，与绿党联合，组成以施罗德为联邦总理的“红绿”政府，这是社会民主党下野长达十六年之后重掌政权。与下野时相比，现时的德国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德国还是一个被占领、受威胁的分裂国家，现在她已是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统一而又强大的欧洲大国。加之这届新政府是个全新的班子，一批陌生的面孔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强国的权力中心，必然引起德国国内外广泛关注和议论。国内的失业大军希望新政府出台就业新举措；富有阶层和经济界要求新政府大幅降低收入税并削减社会支出；法国敦促新政府进一步加强法德“轴心”；英国工党政府则设法把法德“轴心”改造成英德法“三角”。施罗德政府内外政策取何走向，众目睽睽。各种迹象表明，新政府将在其前任的内外政策的基础上，奉行一条“稳中有变”和“变中求稳”的路线。 一、国内政策稳中有变 以施罗德总理为首的这届德国联邦政府被称为“红绿”联盟，在党派政治色谱上属二次大战后五十年来德国中左气息最浓的政府。在野期间，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就曾多次批评科尔政府没有能力解决国内严重的失业问题，指责政府的税收改革方案“有利于富有阶层，不利于中下层”。竞选期间，两党都着意突出其“为民请命”的就业政策，以博取选民的好感。现在两党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权力之巅，控制了联邦议院、联邦参议院和联邦政府的三重权力中心，有了决策大权。他们会兑现过去的诺言吗？从两党达成的联合执政协议看，这届联邦政府竭力扩大就业、适度增加福利、分阶段降低税收的美意是可嘉的。在联合政府诞生之前，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已就多项国内政策达成共识：第一，决定由政府、经济界和工会联手组成三方“劳动联盟”，共同协调就业政策，商讨就业措施，把创造就业岗位，缓解失业问题作为新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的确，失业问题，尤其是青年失业，是长期困扰德国政府和人民的头号难题，也是影响社会安定的严重因素。在竞选期间，社会民主党和施罗德本人都曾许诺上台后把失业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施罗德在夺得大选胜利后第一次对《明镜》周刊记者发表谈话时，就明确表示“新政府优先关注的是就业问题”，“他不会让人失望”。10月初，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就提出了一项对付青年失业问题的“紧急计划”，允诺创造十万个职业培训岗位。当时的绿党领导人、现在出任联邦政府环境保护部长的于尔根·特里廷曾大胆地表示“不让任何一个年轻人的失业时间超过六个月”。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承诺，在这一点上，新政府比其前任明显果断。第二，在社会福利方面，新政府决定从1999年1月1日起，将儿童补助金从现在的每月220马克增加到250马克，到2002年每月再增加10马克。同时，新政府还决定中止前政府计划从今年起把养老金水平由过去的70%减少到64%的规定及削减伤残人养老金的措施。这一作法肯定是得人心的，也是新政府准备兑现其诺言的举措。第三，新政府也难为无米之炊。量入为出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行为准则，新政府加大支出，人从何来？在此情况下，新政府决定提高矿物油税。从1999年1月1日起，汽油价格每公升上涨6个芬尼；燃料油价格每公升涨4个芬尼。这项增收措施是微调举措，在执政联盟和工会中间存在着较一致的看法。此前，施罗德曾明确表示，每公升汽油提价不会超过6芬尼。 绿党经济专家谢尔女士虽觉得偏低，但表示可以接受。德意志工会联合会主席舒尔特随即表示，只要新政府降低社会保险金支付额，每公升汽油涨价超过6个芬尼也是可以接受的。第四， 新政府不像其前任那样希望税收改革方案一步到位，而是准备分三个阶段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包括减轻低收入家庭的税赋负担。为满足经济界的要求，工业企业可以免付提高的能源税。为减轻企业的负担，新政府计划分三步，到2002年前把工资附加成本逐步由目前占工资比例42.3%降到占39.9%。这类措施对国家收入影响不大，但受益面很广，可谓“廉价大手笔”。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施罗德政府在国内政策方面是想有所作为的，但限于当前的财政状况，又不能操之过急，其作法只能是以稳求变，以变促稳。说到底，政府取此稳健改革的根本原因是由德国目前的经济和财政状况所决定的。首先，1998年上半年德国经济在外贸出口的带动下，增幅较高，受此影响，德国前政府和各大经济研究所以及多数世界经济机构都乐观地认为，今年德国经济可望增长3%，至少能增长2.5%。现在看来，东南亚、日本和俄国金融危机的后果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今年世界经济的增幅可能下降一个百分点，这对严重依赖出口的德国经济无疑是一个打击，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将随之减少。其次，两德自统一以来，德国在其东部地区净注入资金高达10000亿马克， 耗尽了这个经济大国的财力，对财政造成了沉重的压力，致使1995年的德国社会支出占到其社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与美国和英国相比，这两国同期只分别占到32%和39%。囊空如洗，自然无法扩大社会福利。再次，从1999年1月1日起，欧元开始在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11国正式流通。这11国都必须使本国的财政预算赤字不超过3%， 公共债务总额不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60%，否则将会受到经济处罚。去年，德国政府使尽了浑身解数，才算把财政赤字压到了3%。 当时连许多德国人都不相信政府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常常有记者追问当时的联邦政府财政部长魏格尔：德国能否“达标”，他总是坚持说赤字不会突破3%。事实上， 德国只是勉强“达标”。这一条又堵死了靠举债来扩大内需的路子。严峻的经济和财政形势决定了新政府只能采取小步微调的方针政策，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更何况施罗德总理属于社会民主党新一代务实派人物，他不会出台脱离现实的社会政策。对这一点，德国经济界是有数的，法兰克福银行界就认为社会民主党目前的纲领与基督教民主联盟党“没有明显不同”。 二、对外政策基本不变 在外交方面，施罗德政府将会基本上沿用科尔执政时期的作法和方针，不会发生明显变化。施罗德总理曾经公开表示“外交政策需要连续性”，“外交不能搞试验”，“德国需要稳定的伙伴关系”，等等。他夺得大选胜利后的第三天就向德国的盟国发出明确的信息：与绿党联合执政不会损害社会民主党的外交方针。他甚至对记者说，在外交上，他准备“向科尔先生请教”，“只要科尔先生愿意，我会请他出主意”，并谦虚地说，“这样做不丢面子”。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以该国的最高利益为基点的，不会因为政党的轮回执政而发生实质性变化。以德法关系为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总理施密特和当时法国保守派总统德斯坦合作得极好。后来，来自基民盟的科尔总理和来自社会党的密特朗总统携手推动西欧联合，成为欧元的两位助产士。在德国的外交考虑中，欧洲是德国外交的基点，是德国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依托，只有借助于德法“轴心”，德国才能巩固和扩大她在欧盟中强有力的地位，才能保障欧洲的持久和平。另外，德国领导层十分清楚，在今天的世界政治大舞台上，单靠德国自身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分量，是不足以取得世界大国地位的，如果她能充分运用她在欧盟中的影响力，以“欧盟代言人”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个庞大国家集团的“合力”就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单从经济利益看，也不能只看到德国每年向欧盟的净分摊额高达200多亿马克这个因素， 还应考虑到德国向其欧盟伙伴每年的出口占到德国外贸出口的60%以上这个事实。德国官方承认，对欧盟伙伴国的出口贸易保障了德国六分之一的就业岗位。这个巨大而又稳定的欧盟内部市场是德国经济稳定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这就是1998 年9月27日联邦大选尘埃刚刚落定，施罗德就风尘仆仆地赶往法国访问的原因。他向希拉克总统和若斯潘总理保证继续与法国密切合作，维护德、法在欧洲联合中的“轴心”作用，确认这个“轴心”对欧洲发展是“无可替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