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同以色列1992年1月24日建立外交关系之后， 亚洲的另一个大国印度也紧跟着在1月29日与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以色列把相继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交称为其与第三世界外交史上“最重大的成就”。 以色列同中、印两国的关系正常化，都走过了漫长的历程，而且也都颇具戏剧性，以色列同中国的建交，是在以色列1950年1月首先承认了新中国的情况下，经过42年之后才完成的。而以色列同印度的建交，则是在印度于 1950年9月首先承认了以色列之后，也过了42年以后才实现的。 关于中国同以色列关系的曲折发展，国内已有学者著文论述。本文拟对印度—以色列40多年来关系的发展进程作一论述。由于以色列长期一直力图打破它在国际社会中十分孤立的处境，很希望在亚洲得到承认。它对同亚洲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与中国、印度等亚洲大国的关系一直是非常重视的。因此，印—以关系正常化拖延了如此长的时间，更多地应该从印度方面来分析。 一、印度国大党对以色列建国的态度 与现代中国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不同，现代印度国家的创始人莫汉达斯·甘地对犹太复国运动一直持否定态度。早在30年代，甘地就表示不赞成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去建国。他认为犹太人的苦难固然值得同情，但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不应以阿拉伯人的牺牲为代价，犹太人问题是一个欧洲问题，它应在欧洲解决，而不应拿到中东来解决（注：见P.库马拉斯瓦米：“印度—以色列关系回顾”，载英国《新视野》（New Outlook），1992年11—12月号，第23页，第24页。）。 甘地的态度对以后印度国大党的巴勒斯坦政策一直有影响。尼赫鲁在狱中给他女儿英迪拉·甘地的一封信里，曾对巴勒斯坦问题和印度次大陆问题进行了比较，他认为，英国策划次大陆的印巴分治和巴勒斯坦的阿犹分治，目的都是要保持它自己对这些地方的统治。由于犹太人支持巴勒斯坦分治，而印度次大陆的穆斯林也支持印巴分治，这样，就使反对印巴分治的印度国大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自然与反对分治的阿拉伯人站到了一边。 另外，当印度独立后，执政的国大党领导人在对待巴勒斯坦问题时，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这就是印度国内占人口11%、总数多达5000万人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印度穆斯林与阿拉伯人有着同样的宗教信仰，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印度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偏向犹太人，肯定会招致国内穆斯林激烈的反对，造成国内的不稳定。 由于以上原因，1947年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时，印度明显地采取了偏向阿拉伯人的态度。印度是当时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的11个成员之一，当时它曾与南斯拉夫和伊朗提出过一个少数派的“联邦”方案，但因阿、犹双方都反对而没有提交联合国讨论。当联合国大会11月表决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时，印度尼赫鲁政府采取了与所有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一致的立场，投了反对票。 当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建国后，印度一直迟迟不予以承认。 1949年5月联合国讨论接纳以色列为会员国时，印度也持反对态度。 在公开场合，尼赫鲁说，印度暂不考虑承认以色列，是要看这个新国家是否能有效地行使其权力；但他在私下也承认说，主要是不愿意伤害阿拉伯朋友的感情（注：见亚瑟·鲁比诺夫：“印—以关系的正常化”，载于美国《亚洲概览》（Asian Survey），1995年5月号，第490页，第491—492页，第504页。）。直到1950年9月，当以色列国已存在了两年多，并加入了联合国一年多之后，印度政府才宣布对其给予承认。 当时有的报道分析说，尼赫鲁政府是因为对埃及法鲁克政府在联合国关于海德拉巴问题上投赞成票不满，才决定承认以色列的。但尼赫鲁向阿拉伯国家保证说：对以色列的承认，并不意味着印度的中东政策有什么改变。 二、尼赫鲁时代印—以关系 尽管得到了印度的承认，但以色列曾期待着的“两国关系的新纪元”却并没有出现。1952年2月， 尼赫鲁在会见来访的以色列外交部总务司司长沃尔特·艾坦时，曾表示原则上同意与以建立外交关系。但印度政府又以财政困难，无力在国外新建使馆为由，一直没有正式同以色列建交。实际上，印度当时还是担心这样做会恶化它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尤其是担心巴基斯坦利用这一问题来煽动印度国内的穆斯林。后来的结果是，以色列在孟买设立了一个作用受到严格限制的领事馆，其主要作用是协助孟买及周围地区的印度犹太人移居以色列。而印度却没有在以色列设立任何机构。 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等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双方都希望能得到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印—巴之间的竞争也影响着印度和以色列关系的发展。巴基斯坦从一个伊斯兰国家的立场出发，在阿以冲突中一直采取强硬的反以姿态。这就迫使印度在处理与以色列的关系时表现得非常苛刻，这样才能指望数量众多的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讨论印巴问题时至少持中立态度。印度这种处境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前后最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