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是威胁还是挑战？从80年代末以来，国际学术界就一直在进行激烈的争论。因为，这不是一个遣词造句的问题，甚至也不仅是如何认识持续了数十年的“伊斯兰现象”问题。考虑到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先生已经预言一场“文明的冲突”即将来临，如何对伊斯兰作出判断已成为关系各国政府行为的重大问题：如果是威胁，无论如何应该将之消除；如果是挑战，那就应该寻找与之打交道的方法。 一、伊斯兰威胁论的泛起 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当冷战的阴影和美苏对抗的恐惧逐渐离人们而去的时候，与伊斯兰教或穆斯林有关的一些重大事件却占据了人们的视野：苏丹的伊斯兰化和南北旷日持久的内战、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在选举中的惊人胜利和随后的政治动乱、波斯尼亚的种族屠杀、阿富汗塔利班的崛起、中亚的伊斯兰化倾向、埃及等国家的恐怖主义泛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爆炸案，等等。许多人认为，“共产主义与西方的战争将被一场穆斯林与西方的战争所取代”（注：Willian Plaff,Help Algeria's Fundamentalists,The New Yorker.January 28,1991.）。于是，一种伊斯兰威胁论迅速流行起来。 伊斯兰威胁论的泛起显然不是偶然的。首先，苏联解体后，沿着东方阵营的边缘，带有伊斯兰色彩的民族冲突和政治运动普遍加剧和高涨：在巴尔干半岛，有波黑内战和阿尔巴尼亚族的动乱；在外高加索有纳卡冲突；在中亚则是伊斯兰复兴党的迅速扩散；俄罗斯内部则有车臣危机；在阿富汗，塔利班民兵组织实际上已控制了包括首都喀布尔在内的大部分地区。其次，沿着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交界地区，伊斯兰运动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从阿尔及利亚到埃及、从北非到地中海东岸，各种伊斯兰组织与政府的冲突不断升级，甚至在有长久的世俗化和西方化历史的土耳其也一度出现伊斯兰政党控制政府的局面。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来说，它长久以来就面对着仇视西方的穆斯林民众，如今，它很可能必须面对越来越多的反对西方的穆斯林政府。第三，伊斯兰因素还渗入西方社会，对西方国家的内部整合产生负面影响。据估计，生活在西欧的穆斯林超过了 1000 万（注： Edited by A.Jerichow & J.Simonsen.Islam in a Changing World: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Curzon Press.Britain,1997,p.137.）， 美国的穆斯林则有600万（注：Graham E.Fuller & Ian O.Lesser,The Geopolities of Islam and the West,Westview Press.U.S.A.1995,p.51.）。这些因经济（劳工）或政治（流亡）原因来到西方的穆斯林移民，很难或根本不愿进入当地的主流社会。由于这些移民多来自穆斯林世界的乡村地区，受教育程度低，因此，在经受生活与工作艰辛的同时，他们更感到都市化的西方社会在文化、宗教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与自己格格不入。一位西方观察家发现，“居住在德国的150万土耳其人中， 大部分人比他们在土耳其的同胞更传统、更严格地遵守伊斯兰教的习惯”（注：Graham E.Fuller & Ian O.Lesser,The Geopolitics of Islam and the West,Westview Press,U.S.A,1995.p.52.）。这种远离主流社会、内向封闭的穆斯林社团不仅与许多社会犯罪（如走私、贩毒、暴力活动等）有牵连，而且诱发了西方社会久已存在的毒瘤——极右势力和种族主义。更为重要的是，穆斯林世界的宗教与政治分歧已蔓延到这些穆斯林社团，他们在西方社会内部展开了激烈的冲突。第四，伊斯兰教与西方的民主和人权观的差异。冷战后，西方越来越把民主化和人权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向全世界推销。在西方人眼中，不仅伊斯兰教法中类似断手、鞭刑这样一些条文严重违反人权，穆斯林世界普遍存在的政治专制也与民主制度格格不入。在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那里，这种因文化传统、政治现实和发展进程所引起的差异更演绎成了“文明的冲突”，而且具有不可避免的性质。第五，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长时期以来，绑架、暗杀、恶性爆炸等恐怖活动一直在中东地区泛滥。恐怖主义者除了袭击政府要员和官方设施外，还把普通民众、外国游客、开明知识分子和学校、医院等民用设施当作打击目标。更有甚者，恐怖活动还蔓延到了欧洲和北美，制造了像纽约世贸中心爆炸案这样一些震撼西方社会的事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生化武器的扩散使国际恐怖主义所带来的威胁更加巨大，也更难以防范。 1995年3月，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投放沙林毒气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引发了一场世界性恐慌。西方社会深感不安的是，如果这些被称为“穷人的原子弹”的武器落入对西方充满敌视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考虑到一些伊斯兰组织和穆斯林国家激烈的反西方倾向，特别是考虑到一些激进的穆斯林国家不仅涉嫌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而且渴望得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西方国家的担心也是不无道理的。 除了这些地缘、移民、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伊斯兰威胁论在西方社会的流行还受到了一种可称为“冷战后遗症”的驱动。冷战后，笼罩西方40余年的苏联威胁的阴影终于消失。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极大的热情和自信期待着“世界新秩序”的到来，尤其是当美国成功地动员国际社会的力量击退萨达姆在海湾的冒险后，这个当今世界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的自信也达到了顶峰。布什总统宣称：“我们期待各国有超越冷战的新伙伴关系。这个伙伴关系要以咨询、合作和集体行动为基础，尤其要透过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集体行动。这个伙伴关系是依原则和法制而团结，并借由分摊成本与承诺所支持。这个伙伴关系的目标是增进民主、增进繁荣、增进和平和裁减军备。”继布什之后，担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以更加坚定的口吻宣称，“在新的危险与机会交替的时代里，我们最大的目标必须是扩大、强化全世界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社会”（注：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746页。）。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越来越把“民主”、 “自由”和“人权”当作对外政策和世界新秩序的支点，当民主化的浪潮似乎席卷全球的时候，民主本身却遇到了挑战。首先，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为民主化付出的高昂的社会代价引起了不少国家的高度警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则把西方所推销的民主和人权视为对国家独立与主权的威胁，干脆予以拒绝。其次，民主化对西方国家来说也有巨大的风险：一些与西方结成战略盟友的国家，一旦实现民主化，很可能产生强烈反对西方的政府。再次，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经历了民主化的地区出现了大量“不自由的民主国家”。美国《外交》杂志总编辑法理德·扎卡里亚无奈地叹道：“那些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那些往往通过全民公决获得连任或重新得到确认的政权，一般无视宪法对其权力的限制，剥夺本国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注：法里德·扎卡里亚：《不自由的民主制国家的兴起》，美国《外交》杂志，1997年11～12月。）。 在推销民主、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所遭受的挫折只是“冷战后遗症”的部分表征，真正的麻烦还是在西方阵营内部。首先，苏联解体，西方国家“失去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威胁或战略威胁，使得各国越来越以其眼前的国家利益，执行其外交政策”（注：亨利·基辛格：前引书，第747页。）。围绕着波黑内战、中东和平、 制裁两伊和北约东扩等一系列重大的国际问题，美国与欧洲发生了分歧。最近的一次重大分歧是围绕着伊拉克武器核查而发生的，除了英国紧紧追随美国的政策，西方大部分国家对美国再一次在海湾地区使用武力表示了强烈反对。其次，种族与文化的多元性一直是美国的主要特征，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充满活力的重要原因。然而，随着移民的增加以及各种族集团对各自文化特性的强调，“潜在的制造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抬头——它一方面集中体现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认识，承认美国社会的多样式的现实；但另一方面，通过蓄意贬低共同语言、共同的历史传统和政治价值观念的民族统一和社会平等的作用，它可能使多民族的美国巴尔干化”（注：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页。）。应该强调的是， 布热津斯基的上述判断是与美国其他19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并列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布氏并未把“潜在的”“美国巴尔干化”当作美国惟一的、决定性的威胁。然而，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文化的作用被提升到了决定一切的高度。在他看来，“在争取生存和霸权地位的斗争中，胜利属于文化上最统一、最坚定和最能适应追求全球权力的文明国家”（注：查德·鲁本斯基、雅勒·克罗克：《向亨廷顿质疑》， 美国《外交政策》季刊， 1994年秋季号。）。因此，“使美国非西方化”就成了对美国利益和西方利益的严重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