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晓阳：宪法的稳定与修改 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乔晓阳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据他透露，在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讨论中，有两种意见较为集中——一方面，有同志提出宪法修改过于频繁，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已经修改了两次，现在又第三次修改，不利于国家根本大法的稳定；另外有同志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次提出的宪法修正案只有6条， 提出还有一些修宪的意见为什么不采纳，比如要求增加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等。这两方面的意见概括起来，实际是如何理解和把握宪法的稳定与修改的关系问题。 乔晓阳说，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首先要保持稳定，保持宪法的稳定性，是维护宪法权威的重要条件，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保证。宪法不稳定，经常修改，不利于宪法观念的普及，也会使群众感到宪法是可有可无的，从而失去对宪法应有的信任和尊重。历史和当今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证明，宪法不稳，丧失权威，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缺乏依归，是造成国家动荡的重要原因。为了保持宪法的稳定，许多国家都对宪法修改进行严格的限制，我国宪法对修宪也规定了不同于一般法律修改的特别程序，这对维护宪法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保持宪法稳定，并不是说宪法一点也不能动，该修改的应当及时修改。马克思在谈到拿破仑法典时曾说：“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因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如果宪法的某些具体规定确实已经不适应实际情况，则应当及时修改，否则，要么会阻碍改革开放的发展，要么会致改革开放于违宪境地，最终宪法也会因不适应客观实际而丧失权威。1982年宪法是一部好宪法，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88年、1993年全国人大根据改革开放发展的客观实际两次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使之更加适应改革和建设发展的需要，更趋完善。这次修宪，同样是把党的十五大总结的改革和建设的新经验写进宪法，使宪法更加符合实际，更富于时代精神，因而也更具有权威性。需要强调的是，修宪必须是非改不可的内容，能不改的尽量不改。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新提法，只要是宪法所能包含的，并不与宪法规定直接相抵触，就不必修改宪法，而应通过加强宪法宣传或者宪法解释来解决。有些问题，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强调的重点的不同，在不同时期往往会有不同的提法，如果只要提法稍有变化就修改宪法，那么，宪法就很难保持稳定。宪法不稳定，宪法权威就树立不起来。这次修宪征求意见，除了6条修正案外， 各方面还提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有的在宪法和有关法律中已经体现，有的可以通过制定有关法律作出规定，有的可以通过解释宪法加以明确，基本属于可改可不改的范围。比如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总纲和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已经对保障人权作了全面规定；再如，关于“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宪法第13条已经规定了：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和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杨继绳：私营经济的回归 中共中央建议修改后的《宪法》第十一条，将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曾经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说，新中国建立以来是一个不断消灭私有制的过程，改革期间所进行的“恰恰是一个相反的过程”：私营经济逐渐回归。 杨继绳说：在经济基数较小、经济结构较简单时，计划经济能够集中国力干成一些大事，所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计划经济之初都有较快的发展。但是，随着经济规模扩大，经济结构复杂，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杨继绳的采访本上记录了1980年的一些素材，从中可以看出当时领导干部所面临的新难题。 ……上海崇明县裕安公社某社员，用1300元向这个公社十四大队购买拖拉机一台，个人搞运输。县委认为，拖拉机是生产资料，私人不得占有，已令他将拖拉机退回原队。…… ……广州市某个体户继承了祖上传下来的一种熏鸡技术。这种熏鸡早年曾闻名香港。50年代他外祖父逝世后这种熏鸡歇业。1979年，这位个体户恢复了这一传统食品，生意兴隆。由于人手不够，他一天只能制作50只熏鸡，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他向政府提出：能不能雇工？没有明确答复。…… 以上在今天看来完全不成问题的事情，20年前却几乎不可思议。使理论感觉“尴尬”的不仅仅是这些实例，1980年，北京一家权威经济研究机构还提出过十个理论“难题”，其核心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允许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私人雇工、资本参与分配，以及怎样看待现阶段私人老板的阶级属性等等。80年代初期，国家对这些敏感问题的政策是很微妙的。 例如雇工问题，1981年、1983年国务院颁发的相关文件规定：个体工商业可以请一二个帮手，最多不超过四五个学徒，合在一起可雇六至八人。为什么是“六至八人”？因为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有这个“界限”。今天，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150 年前马克思设定的“雇工界限”，不可能回答今天中国私营企业雇多少人才算合理的问题。但在当时，人们就是一面在实践中超越马克思的理论，一面还千方百计地试图从马克思那里为这种“实践超越”寻找“理论根据”。社会现实是：如果从马克思那里寻找到一句理论根据，就可以减少一分政治风险。 而私营企业在中国的复兴，离不开党中央的支持。邓小平和胡耀邦抓住了“傻子瓜子”的典型，打破了人们的重重顾虑。1981年9月， “傻子瓜子”老板年广久开始雇工，开始时他真的只雇了4个帮手， 主要劳力还是他们父子三人。随着经营发展， 年广久雇工人数逐渐增多， 1983年初增加到103人，加上他儿子的分店，雇工共140多人，日产瓜子一万多斤，月营业额达60多万元。年广久的迅速发迹引起了各方议论和指摘，很多人看了不舒服，主张对他采取措施。小平同志得知后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胡耀邦也在一次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年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