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通过新华社公之于众。 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随之在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广州五市进行电话调查，有效样本为1934份。令调查人员惊喜的是，几乎所有被访者都知道修宪这件事。其中88.7%的公众表示十分关注或关注修宪，超过七成的公众能说出邓小平理论、依法治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等4个以上的修宪建议内容。能说出3个内容的公众比例为18.7%，其他公众也至少能说出2个修宪建议的内容。 修宪成为一个人们共同关注的话题。1月31日， 中共中央召开座谈会，征求党外人士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意见，江泽民总书记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鹏委员长先后两次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修改宪法座谈会，分别听取法律界和经济界专家、学者对修改宪法的意见…… 随着“两会”的召开，修宪无疑将成为1999年春天的社会热点。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说：“此次宪法修改，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把我们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中已经形成的东西固定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修宪反映了我们改革开放20年来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变化。” 北京市工商联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孙安民说：“修宪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大事，体现实事求是，也体现了人民意志，修宪会给国家带来希望。” 抚今追昔，共和国宪法的形成和发展，是共和国50年历史的总结。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法学专家许崇德回忆说：“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诞生时，刚好与共和国5周年的国庆日期接近， 当时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但后来受“左”的思潮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人大工作陷入停顿，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也在那场践踏宪法的运动中离开人世。直到1982年，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国家才在总结1975年、1978年两部宪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并通过了一部比较完备和符合中国国情的好宪法。 一些法学专家认为，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并没有白白付出。历经了风雨的中国更加理性地面对宪法。此后，在1988年和1993年的七届、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又分别通过了两个宪法修正的议案。实践证明，这两次修宪都从法律意义上解决了改革前进道路上的实际问题，为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记者了解到，1993年2月14日，中共中央提出修改宪法的动议， 修改的建议总计八条，要点有四：其一，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写进了宪法；其二，将“改革开放”写进了宪法；其三，用“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来取代“人民公社”；其四，用“市场经济”来取代“计划经济”。这次宪法修改为改革的新形势吹起了强劲的春风，也解决了实际发展道路上的法律难题。 此次修宪，中共中央成立了宪法修改小组，倾听八方人士对宪法修改的建议与呼声，谨慎论证，科学决策。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陈癸尊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共有12处修改，其中有11处都可以从十五大报告中找到依据。 宪法学专家许崇德说，这不是巧合，正是十五大精神为修改宪法做了充分的思想和理论的准备。分析家认为，修改宪法是中共十五大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政治宣言与理论成果的法律实现，十五大精神、宪法精神将更为久远地影响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发展之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万绍芬也有一个发现， 宪法修改建议一共326个字，最重要和最为关键的问题都有了。 一次并不是很大的修改，却充满了理性思考和法治精神，难怪谷建芬代表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普法教材，可以强化人们依法治国的法律意识。 对于此次修改宪法建议的内容与意义，一些人大代表和专家的看法语出肯切：逄先知说，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作了科学论述，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以邓小平理论为行动指南，不仅是共产党员的共同认识，而且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肯定下来，就有了宪法的依据和保障，意义重大。 蔡仁山代表说，把“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修改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仅仅三个字的修改，有利于统一人们对初级阶段长期性的认识，特别有助于防止和克服超越这一阶段的“左”倾行为和否定这一必然阶段的错误主张。为反“左”防“右”提供了最高、最权威的法律依据。 王幼辉代表认为，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是治国方略得以实施的法律保障，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 王佛松代表认为，以宪法的形式确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这无疑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姜恩柱代表认为，修改宪法建议中，“反革命”是个政治概念，“危害国家安全罪”是法律术语，世界各国对“危害国家安全罪”都有规定。修宪中把“反革命活动”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适应国际惯例，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维护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凌伯棠代表认为，修改宪法部分内容建议第八条第一款对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很重要，极有利于党的农村政策，同时适应了农村的现实发展。 有理由认为，1999年的修改宪法，将使中国领到一张通向新世纪的通行证，一个古老的国度将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